中國的GDP仍然保持著超過5%的增長，但爲什麽大家都感覺錢越來越難掙？究竟是哪裏出了問題？今天我們從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角度來解答一下這個問題，希望大家能對中國的經濟結構以及面臨的困難有一個更加系統性的認識。
我國建國以來70年的工業化曆程，可以分爲幾個階段。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是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主題是“重工業”，這主要是跟蘇聯學的，那個時候蘇聯是老大哥，我們跟著它搞“政府大投資”拉動。
當時工業化模式的代表事件，正是赫赫有名的“156”建設項目，以156個重點工礦業項目爲核心，900多個限額以上大中型項目配套爲重點，中國初步建起了完備的工業體系。
這屬于典型的占用大規模資金的一種資本密集型工業化模式。資本密集型的好處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壞處是帶動就業人口極少。以至于後來出現了城市勞動力過剩到無法消化，這才有了上山下鄉的人口疏散安排。這一階段，中國經濟可以說只有工業化，沒有城市化。
後來，中蘇鬧掰了，美國趁機向中國示好，中美兩國進入了很長時間的一段蜜月期，這個蜜月期的本質，改革開放之前主要是因爲美國在美蘇冷戰之下的政治需要，改革開放之後，蜜月期的本質變成了美國需要我們給它打工。
隨著改革開放，中國工業化模式轉向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協調發展，幸運的是，這恰好讓中國趕上了西方國家低端産業鏈轉移的最後一波高潮。彼時恰逢60一代嬰兒潮開始進入社會的時期，缺資本，缺技術，唯獨不缺人，于是廉價勞動力的優勢，讓我們從資本密集型産業轉型到以輕工業爲主的勞動密集型産業，民間投資和出口都起來了。而勞動密集意味著人力集中，所以帶來了快速的城市化。
因此，改革開放到21世紀初，中國開始進入工業化與城市化並存的階段。
我們先來說一說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關系。工業化好理解，就是投資建廠搞生産。而城市化，其實就是把人聚集起來，這樣不但能聚在一起搞工業生産，實現規模經濟，同時還能搞人員服務。
掰開了說就是，建工廠之後，需要人去操作廠裏的設備搞生産銷售，這裏的人多了，就需要生活服務，衣食住行，娛樂消費啥的，誕生出的這些服務行業又提供了新的工作崗位，吸引更多的人進來，更多的人就需要更多的生活服務，如此循環，這就是城市化。
所以，是工業化推進了城市化。城市化進程中的核心要素是“人”，主要是從農村人口中引流，靠的是工業化生産提供的高工資吸引過來的。隨著工業化齒輪的推進，城市化的齒輪也轉了起來，人越聚越多，投資越來越火熱，不斷增加的投資項目又聚集了更多的人，消費力持續拉漲，又進一步刺激投資生産，經濟開始快速發展。
1996年至2010年，中國城鎮化進入加速增長期，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30.5%上升至50%，年均增長1.37個百分點。這就說明了，工業化若是偏重勞動密集型模式，那麽就會出現比較高的人口聚集效應，也就是說，城市化進程會和工業化進程同步進行。
勞動密集就意味著大量的就業，雖然出口以初級産品爲主，老百姓賺得不多，但至少這樣的經濟增長帶來的大量財富比較容易回饋到普通家庭，所以2010年之前大家覺得錢是好賺的，心氣也是比較高的，數據上也支持這種感覺，那段時間老百姓的收入增長快于GDP增速，消費增速更是遠遠大于GDP增速，社會零售總額增速甚至一度超過20%。
簡單來說，那個時候能靠出口解決的問題，就不需要想太多，出口好了，消費和投資就不會差，這也讓政策從那時開始“迷信生産，忽視消費”。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打破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良性循環。爲了應對出口的斷崖式下跌，國家于2009年啓動了“四萬億投資計劃”。
潑天的資本傾灑下來，徹底改變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投資板塊裏政府主導的投資比重大幅增加。這意味著中國進入到了工業化的第三個階段，産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産業占據主導再次轉變爲資本密集型産業爲主導，我們期望用投資拉動複制出口拉動的成功，繼續加速城市化進程和居民收入增長。
但事與願違，城市化方面，雖然彼時中國城市化率還在快速增長，2011-2015年中國城市化率從51.27%上升至57.33%，但如果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2010-2015年我們國家城市化率和工業化的比率並沒有顯著的提高，提升的幅度甚至不如城市化進程已經非常成熟的一些發達國家。
而且，中國的城市化指標本身和國際慣用的“城市化率”在反映人口在城市聚集的比例上不完全可比。一方面，中國的城市化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于行政區劃的變動，特別是2010年之後又開展了一輪“縣改區”，很多人原有的生産和生活方式還是農業化，只是名義上城市化了。據統計，因爲行政區劃的變更帶來的“被動”城市化人口，可能達到城市人口增量的40%左右。
另一方面，中國的城市化率統計的是常住人口，“戶籍城鎮化率”遠低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簡單理解，就是我們國家城市化人口把“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也算進去了。這些人雖然常住在城市，但享受不到城市的福利，更沒有真正參與“城市經濟活動”，比如像一個城裏人一樣的消費習慣等等。因此，2010年以後，我國的城市化率開始明顯虛高。
再說居民收入，2009年之前，因爲出口紅利可以惠及更多的人，比如外貿公司招聘的對象是普通老百姓，不像基建投資，出口經濟和老百姓是有直接關系的。所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上升，但2009年之後，45%這個比重開始停滯不前，大幅低于同一發展水平的其他國家，並且一直持續到現在。爲什麽出現這種情況？
表面上看，剛才講了，政府投資代替出口成爲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中國經濟從“重出口”轉向了“重投資”，從勞動密集型産業，轉向了資本密集型産業，勞動密集型産業對城市化推進效果更好。但是我們要思考爲什麽資本密集型産業惠及不了大多數人？
本質原因是，當我們期望用投資複制出口的經濟拉動效果時，忽略了投資的背後是以權利和資本爲核心，而權利和資本的傳播路徑和艾滋病一樣，只能靠母嬰、血液和性傳播。這就是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工業化對城市化以及居民收入傳導機制的核心區別。
而且，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資本開始厭惡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業，因爲來錢慢，産業重合度高，産能過剩風險大，容易出現壞賬，所以資本會慢慢轉移到有房産抵押物的行業內。這也是中國經濟結構慢慢偏移，基建和房地産投資成長爲拉動經濟增長主力的原因。
經濟增長模式的變化同時改變了收入分配結構，投資可分爲民間投資和政府投資兩大塊。民間投資對應的大多是下遊産品的生産，以廉價商品爲主的制造業。政府部門則是負責投資基礎建設、上遊原材料和基礎民生服務。譬如說電力、石油、化工、金融等上遊支柱性産業。彼此可謂是分工明確。
這就會造成一個問題，隨著“四萬億計劃”的落地，央企國企收入開始大幅度增加，加上一直以來企業搞“包幹”和“利改稅”的傳統，國有企業實際上繳的利潤很低，比如央企上繳比例僅僅在10%-25%之間，這就造成了投資刺激給國央企累積的大量利潤，並未回歸到普通老百姓手中。
其實“普通人錢不好掙”的現象，早在2012年就開始了。也就是說，從那時起，財富分配開始從普通民衆向著上遊國央企內人群和一些特定人群流動了。
縣市的各種包工頭、工程大佬們迎來了黃金時代。各種基建工程上馬，城市大改大建，錢開始流向拆遷暴富人群以及包工土豪們。
縣城的大G攬勝滿街跑，一線城市頂級豪宅人手幾套。房地産泡沫又被吹大，繼續吞噬國內普通民衆大部分的財富。大中城市白領分到的蛋糕跟這些人群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在縣城這一地域範圍內，形成了一股這樣的利益群體，他們壟斷了縣城中掙錢的門路，通過掌握人脈和資源，或者說權利和財富，形成當地隱形的塔尖階級，過上了優越的生活。
這主要得益于他們有三個錢袋子，分別是——中央轉移支付、土地財政、以及發債權。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保證了縣城土豪們較好的福利待遇，土地財政讓他們獲得了大量的額外財政收入，發債權則讓他們短期憑空增加了大量新增財富。
而這三筆資金，除了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使用相對規範，後兩項，縣城土豪們是有相當大的自主支配權的，這種支配權，爲他們圈子提供了天量的財富。
這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停滯不前的直接原因。不過雖然占比不高，但是隨著GDP的增加，整體的消費能力應該越來越好才對，就像韓國日本爲代表的東亞模式，重出口和重投資最後帶來了重消費。但是45%是平均數，收入流向少數人的速度，遠遠超過經濟總量的增長，這一點在招商銀行前些年的《私人財富報告》公布的高淨值人群增長情況可以證明。
更重要的是，接下來2016年樓市開啓的漲價去庫存，讓中國樓市到了一個並不屬于它的位置，沉重的房貸徹底讓中國居民的消費能力又下了一個台階。過去在經濟高速增長期，咱們分的蛋糕也有限，那一點分到蛋糕的，也被飛速上漲的房價給吞掉了。
另外，那輪去庫存去的是上遊的庫存，而下遊的庫存並沒有去掉，而下遊是民間投資爲主，這意味著整體上民間資本是收不回本的。
當房價不再上漲，居民紛紛捂緊錢包的時候，企業賺不到錢就開始裁員，引起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這就會打擊城市化進程，怎麽理解呢？我舉一個中産家庭的例子，在降薪裁員之前，這個中産家裏有保姆，有新房准備要裝修，家裏還養著貓狗等寵物，女主人熱衷于精致消費。兩口子降薪之後呢，不得已辭了保姆，房子裝修延遲的同時還降標，貓狗直接送農村老家讓爸媽用剩飯餵養，消費上開始各種“9塊9真香”。
這樣表面看是單個家庭緊巴過日子，但實際上卻是保姆失了業，裝修公司利潤降低，員工也跟著失業或降薪，小區周邊的寵物店生意少了可能關門，店主關門影響背後的房東無法收到房租，消費降級更是讓很多店面做生意困難。所以，一家落寞，其他也跟著難過。
一個人的支出就是另一個人的收入，當每個人都開始“9塊9真香”，必然是我們所有人感覺掙錢難。
GDP雖然在增長，主要是政府投資大項目拉動，一群老百姓的消費才是另一群老百姓的收入，而國家的投資，只是特定少部分人的收入，這是最近三年城市化率放緩的直接原因，和其他發達國家的相比，我們在虛高的城市化率還有近15%的差距時放緩，是個非常詭異的宏觀現象。
北上廣深只是特例，縣域經濟才是中國經濟的底色。支撐著縣域經濟的縣城土豪們，如今也面臨著失去三個錢包的現實。
首先，縣城人口將會大幅減少，基礎設施也早已飽和，這意味著接下來很可能要機構精簡，行政區劃撤並成爲主流；同時，經濟高增長時代已經過去，中央財政的增長也放緩，同時還要將大量資源投入科創升級以及大國博弈。這種情況下，縣城能獲得的中央轉移支付必然會減少，換句話說，除了少部分專項債項目，其他項目可能連錢都要不回來。
另外，過去除了賣地，以經濟建設爲名借債，也是很多縣城獲取資金的一大途徑。而這也導致了極其嚴重的地方隱性債務——著名的貴州獨山水司樓，就是這一時期的産物。而現在，地方債已經受到嚴管，並進入痛苦的化債模式。所以地方上，尤其是沒什麽産業的縣城，想再發債基本上很難了。而從長遠來看，即便化債告一段落，中央重新放開口子，允許地方有節制背債，這個好處也十有八九也輪不到縣城了。
對于絕大部分沒有産業，也就是沒有造血能力的內地縣城來說，三大財源的減少，尤其是土地財政和借債渠道的斷絕，結果可以說是毀滅性的。這不僅意味著縣城的前途暗淡，更意味著縣城土豪們再也不會有什麽額外財富來源，更遑論資源的分配權——資源都沒了，你還分個啥？
三年疫情只是一個催化劑，資本密集型工業化無法像勞動密集型工業化一樣高效傳導到城市化，這是自2019年以來城市化率增長顯著下降的根本原因。
反過來說，城市化開始顯著落後于工業化，那麽工業化的紅利就沒有辦法惠及大多數人，“過度資本化”之下，權利和資本的傳導特性導致的“工業化超前，城市化不足”，就是GDP增長但是老百姓感覺賺不到錢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