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典章制度中，有很多關于獎賞方面的內容，所涵蓋的面也很廣。生前有封爵加官加銜、承蔭封贈、冠服獎賞、賜號、繪功臣圖像等；死後有祭葬立碑、贈銜易名、史館立傳等等。

不誇張地說，只要是做到了尚書、侍郎這一級別，隨之而來的就會有很多榮譽加身。不過對于異姓貴族大臣而言，所有獎賞中，只有四個榮譽最爲稀缺，且有清一代能獲此四項殊榮的也極少。

從曆朝曆代的經驗教訓來看，凡是異姓封王者大多結局不佳。不過在王朝開國初期，統治者加封異姓王也是一種較爲常見的做法。

清入關之前，人口單薄經濟落後，僅僅憑借軍事力量是無法與大明王朝相抗衡的。皇太極作爲一個富有謀略的帝王，清楚地意識到只有拉攏漢人尤其是威望很高的明朝將領，才能充實自己的實力。

天聰年間，遼東地區著名將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來歸，和此前的洪承疇、祖大壽兩人不同，他們三人歸降時帶來了他們帶來了數萬兵丁，戰船，以及後金最缺乏的火器技術，使得八旗戰力得到迅速提升。

這份嫁妝讓皇太極有能力與明朝面對面展開一場對等的炮戰，使得後金政權具備了先進的火器制造能力。

崇德元年，皇太極改元稱帝國號大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因功晉封爲恭順王、懷順王、智順王，即史料中所稱的“三順王”。順治六年，孔有德改封定南王，耿仲明改封靖南王，尚可喜改封平南王。

入關之後，漢人貴族中吳三桂、孫可望兩人在平定中原的過程中，爲大清立下了汗馬功勞。順治十四年封孫可望爲義王；康熙元年封吳三桂爲平西王。至此，清初時期，一共湧現出了五個實封異姓王。

康熙帝平定三藩之後，鑒于異姓王難以駕馭，決定此後不再實封異姓爲王。有清一代，除了以上五個實封異姓王外，尚有武勳王揚古利，加多羅郡王銜黃芳度，贈郡王銜傅恒，追封嘉勇郡王福康安。

也就是說整個清代，實封、追封、贈王爵者加起來總共才9個人（這裏指的是王爵，如果算上他們的後代則有15人）。可以說異姓封王在所有榮譽中含金量最高。

太廟是供奉祖宗的地方，按例只有列聖、列後才有資格進入太廟的殿堂。但是曆朝統治者爲了褒獎有功大臣，也會讓個別的異姓大臣配享太廟。

封建社會最重禮制，每年大祭皇帝都會親率宗室王公、文武大臣祭拜太廟。凡是能進入太廟的異姓大臣，皇帝照例也會上一炷香。在君權至上的專制時代，皇帝祭拜大臣可是天大的榮譽。

清代配享太廟的異姓大臣只有十三人，按照清代十二帝計算，就是每一朝大概只有一個人能享受配享太廟的榮譽。且他們的家族都與皇室都有聯姻。所以唯一一個配享太廟的漢臣張廷玉，就顯得有點孤單。

太師在古代官階制度中，始終處于金字塔頂端，與太傅、太保並稱“三公”。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曆史上獲得太師稱號的加在一起也不超過50個人，這份榮譽一般人極難獲得。

明代時太師一般授予勳臣，從明代11個太師獲得者來看，僅有張居正一人不是勳貴。清代對太師的賜予更爲吝啬，關外時期因官制不成熟，並無三公稱號。

入關之後從順治朝一直到宣統朝的兩百多年時間中，榮獲太師稱號的僅有鳌拜、遏必隆、顧八代、杜受田4人，可以說太師的頭銜是極爲稀缺。

不過四個太師中，鳌拜、遏必隆兩人屬于生前獲封，但是康熙親政以後，他們的太師頭銜被奪。並且康熙皇帝有明诏，規定此後太師不授予在世之大臣，只能以死後追封的形式賜予。

不僅僅是太師，就連太傅、太保皇帝也不輕易賜給臣下，整個清代，獲得太傅、太保頭銜的也才24個人。故而爲人臣者不管功勞有多大，對皇帝有多忠心，他們都不敢奢望自己死後能獲得太師的榮譽。

清代官場上素有“生晉太傅，死谥文忠”之語，意思就是說作爲人臣，生前能夠獲得太傅，死後能賜谥文忠，基本上就是天花板了，至于文正則不敢奢求。

按照清代的谥法制度，大臣死後由內閣、禮部題清賜谥，基本原則是按照本人生前的功績和人品官聲，給出一個適當的谥號。

本來以文開頭的谥號就有很高的門檻，規定必須是翰林出身或者是非翰林出身但生前曾擔任過大學士。而文正谥號門檻更高，必須是皇帝特旨賜予，內閣和禮部無權擬定。

盡管說清代的八個文正公中，個別人其實是名不副實的，但是他們與皇帝的關系十分親近，諸如曹振镛、杜受田之流，本人對國家並無太多的貢獻。

但是官場中對文正十分看重，也是證明自己被皇帝信任的一個重要依據。抛開其他不問，僅就數量而言，賜谥文正實屬難得之殊遇。

除了以上四個榮譽之外，還有賞戴三眼花翎、賜四團龍補服也較爲稀缺，但是這些多爲冠服獎賞，錦上添花的意義更多，不會給政治地位帶來多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