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末代攝政大臣載沣，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人生經曆不僅反映了晚清政局的變化，也反映了中國由封建統治向現代社會過渡的曆史進程。載沣出身清貴之家，爲醇王之子。慈禧、光緒兩位大帝病重，清廷政局動蕩，政局動蕩。載沣就是在這一危急關頭被選爲攝政大臣，主持國事。此項委任，不但是對其自身才能的肯定，更是清政府爲維持原有的政治秩序而采取的一項措施。

載沣就任攝政王後，推行了一系列“預備立憲”與“西化”的改革。他力圖以變法挽救瀕臨崩潰的清王朝，但此舉招致了革命派的激烈反對。革命派則將其視爲清政府的“權宜之計”，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所面對的各種問題。

辛亥革命以後，經曆了劇烈的變革。戊戌政變中，載沣被逼下台，袁世凱再度掌權，載沣在政治上已完全喪失勢力。這不僅意味著他從權利的頂峰滑落，而且也意味著清王朝的滅亡。載沣退位後，過著隱居的生活，從政壇上退了下來。同時，由于溥儀的背叛，他和溥儀的關系也出現了裂痕。最後，載沣返回天津，把自己關在家裏，開始了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

新中國建立後，載沣把醇親王府賣給了國立高等工學院，並把自己的一些遺物、圖書捐獻給了北大。這既是他對新中國政治體制的認可，又是他個人對于傳統文化的珍惜，以及對民族前途的關懷。載沣于一九五一年死于北京，終年不多。盡管他的人生由盛轉衰，但他的生平事迹卻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曆史進程。

載沣和溥儀的關系是複雜而又矛盾的。身爲人父，載沣對溥儀既是疼愛，又對溥儀的某些決定既失望又氣憤。尤其當溥儀成爲滿洲僞帝後，載沣更是極力反對，視之爲賣國賊。這一對父子的糾纏，既是個體層次的感情糾葛，又是一個時代的曆史悲劇。載沣把醇親王府賣給國立高等實業學校，又把自己珍藏的文物、圖書捐獻給北大，足見其重視傳統文化。他這樣做，既是對新中國政治體制的認可，又是他本人對于文化遺産的關注。這樣的重視與饋贈，給後代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産。

在這一時期，載沣的晚年顯得比較低調，也比較平和，與往日的繁華、繁華相距甚遠。盡管他的去世並未掀起多大的波瀾，但是他的生命在中國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人生經曆與抉擇，不僅是他自己的命運，更是一個時代與社會變革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