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原發表于影片《奧本海默》去年在國內上映時期，當時發表的是第一部分。最近《奧本海默》喜獲奧斯卡獎，此次將此文補充完整，以飨讀者。
諾蘭的《奧本海默》在第九十六屆奧斯卡頒獎上大獲全勝，共獲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最佳男配等在內的七項大獎，可謂橫掃。而諾蘭也終于擺脫了多年的“無奧之王”窘境，可謂功成名就，終達圓滿。
諾蘭是這樣一種導演，即集合了高概念與炫目的敘事技巧、影音體驗于一身，如果你從他身邊路過，哪怕你對他不感興趣，也會停下來駐足觀看，因爲不知道這一次他會給世界帶來些什麽。
因此，雖然他的上一部影片《信條》票房和口碑都欠佳，大家仍然翹首期盼著這部新片。尤其其在海外口碑已創新高，更是讓人等長了脖子。
諾蘭式的多線敘事、交叉剪輯對影迷已經是家常便飯，而此次《奧本海默》的特別之處，在于台詞量創了諾蘭影片的新高，本身時長又長達三個小時，使得台詞量相當于通常的三部電影。
這使得《奧本海默》頗具有另一位編劇大神艾倫索金的氣質，影片本身也很容易讓人想到《社交網絡》、《林肯》、《薩利機長》等影片。
諾蘭的影片曆來以高信息密度而聞名，如此之高的台詞量，當然讓《奧本海默》的信息含量更加大了一個台階，因此，觀看這部影片是一個頗爲幸福而又辛苦的過程，稍有懈怠就容易丟失信息。
不管怎樣，我們還是先從整個事情的緣起開始。衆所周知《奧本海默》主要是圍繞著主人公奧本海默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領導制造人類第一枚核彈的“曼哈頓工程”展開的故事，那麽自然應該從曼哈頓工程開始。
（上）
一、“現在可以說了”
影片中由馬特達蒙所飾演的萊斯利·理查德·格羅夫斯將軍，相信是令大家印象深刻的角色之一，也是僅次于奧本海默的角色。現實中，這位格羅夫斯將軍在保密期到期後，親自寫了一本書《現在可以說了》，詳細闡述了他領導曼哈頓工程的前前後後，其中當然也大量提及了奧本海默。
格羅夫斯將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美國陸軍工程兵建築部副部長等職，因此這本書不太像一位將軍回憶自己的戎馬生涯，倒更像一個總工程師在總結項目從規劃、勘察到設計實施直至成功的過程和細節，因此這本書特別“硬核”，指導性很強。
現如今我們往往關注原子彈的技術細節，但在格羅夫斯將軍的這本書中，更多的篇幅是關于如何處理曼哈頓工程中的各類工程細節和人與人的關系，從最初的選擇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到合作企業、選址、設廠等等，都充滿了學問。
比如片中最主要的實驗基地洛斯阿拉莫斯，據諾蘭的說法是奧本海默和弟弟過去常去那兒玩。而根據格羅夫斯的書中所說，爲了確定這個地點，他從交通、水流、電力、路況、氣候、周圍的環境、人口、舊有居民等等各個方面進行了綜合比較，最終才選定了這個地方。有趣的是，同在新墨西哥州的阿爾伯克基也曾作爲基地的候選地之一，但最終被放棄了。而這個地方恰是經典美劇《絕命毒師》的發生地，兩地相距僅一百多公裏。也就是說，人類曆史上最強大的物質武器和人類曆史上也許最出色的影視作品的誕生地僅僅相隔不過百裏。當然，現在這裏又誕生了一部經典影片。
除了選址之外，格羅夫斯將軍擔憂的問題遠遠不止于此。比如片中奧本海默提到的，爲了讓科學家和工程師安心投身于工程，心無旁骛，必須讓他們攜帶家眷，因此必須要造一座宜居的社區。事實上這個問題格羅夫斯將軍頗花費了一番心思。書中這樣寫道：
在已有的關于曼哈頓計劃的全部寫作中，幾乎沒有注意到在我們的各個戰時工廠中工作著的成千上萬的人的生活面貌。每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但他們也有某些共同的因素一隔離，保安限制，簡樸的生活條件，單調。這對于婦女來說，在許多方面或許是最艱苦的。漢福特爲我所指的這一些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在這裏，我們雇用了幾千個婦女擔任各種職務一事務員，速記員，秘書，等等。我們很幸運地找到了一位非常能幹的婦女比特裏斯·M·斯太恩邁次夫人(她是馬裏斯的夫人，當時是俄勒岡州立學院的婦女部長)，來照顧婦女的生活福利，並使她們在當時的環境下在生活上得到滿足。她作爲婦女活動的管理人，負責處理各種問題因爲大批婦女在艱苦條件下,幾乎沒有正常生活中的愉快事情，集體居住在一個隔離地區，必然要産生一些問題。必須承認，我們對職工精神上的關心不完全都是爲別人著想的，因爲對我們來說，有一支穩固的文書隊伍是很必要的。人員的經常變動簡直使我們受不了。其困難在于就業人員發現在亞基馬、西雅圖和別的鄰近城市容易找到工作，那裏的生活條件遠比這裏舒適。人員變動的危害在雇用人員到職時就已開始。爲了“大西北”戰時工作的高工資而應募來的婦女，往往是橫越整個美國，花了很大費用被運送到這裏來的，其中有很多人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到了漢福特。有時，當她們半夜裏在華感經擁東南部的火車站一走下火車時，她們的幻想就開始破滅了……爲了彌補她們的不滿，斯太恩邁次夫人爲每一批新的到達者舉行一次入廠歡迎會，以在漢福特進行的工作的重要性來感動她們，並幫助她們認識到，通過她們的工作，她們將爲結束戰爭育接作出前所未有的貢獻。因爲絕大部分婦女在軍隊中都有著她們所愛的人，斯太恩邁次夫人的這番話便是一個有效的呼籲。當然.並不是在每一情況下都是永遠有效的。但是每當一個婦女決定離開本計劃工作的時候，斯太恩邁次夫人就努力弄清楚她離開的原因，通過這種方法，她積累了很多經驗，這些經驗對于改善職工的精神面貌是有用的。此外，斯太恩邁次夫人還充當類似“哭牆”的角色。她日夜辦公，在這些時間裏婦女們來找她訴說自己的委屈、煩惱和悲傷，因爲她們知道在這裏將會得到安慰和正確的勸告。在每棟住著婦女的營房裏也都有一個“女管理員”或“主婦”，她會使她們進一步感到，她們是受保護和支持的。……我們說服了一家好的婦女衣飾店在此設立一個分店,並在到 5公裏外的帕斯科鎮去的路線上增開了一班五點鍾的專車，使女職工有時可以在鎮上吃晚餐，買些東西，理發，或是看一場電影，等等。有一班在深夜返回的公共汽車是專供婦女使用的，斯太恩邁次夫人也要乘這一晚班車返回漢福待，這就是她決定需要這班車的理由。……從反應堆設計到哥倫比亞河中魚類的安全，乃至婦女們的鞋子均涉及到相當廣泛的問題。很明顯，它們的重要性不是相等的，但在我們試圖去做的工作中，它們全是有重大關系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處理與奧本海默的關系。與片中略有不同的是，奧本海默現實中是由兩位物理學家範尼瓦·布什和阿瑟·霍利·康普頓推薦的。而很多人最初對任用奧本海默頗有猶豫，一是因爲他毫無行政管理經驗，二是他不是諾貝爾獎獲得者。顯然，在群星如雲的曼哈頓工程中，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更能贏得衆人的尊重，比如制造回旋加速器的歐內斯特·勞倫斯或康普頓等。但格羅夫斯最終力排衆議選定奧本海默作爲負責人。
二、最重要的事
上面說了爲了工程順利進行而需要做到的一些工作，尤其是後勤方面，是很重要也很容易被忽略的。
那麽作爲整個工程的總指揮，格羅夫斯認爲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麽呢？
技術？有奧本海默和一衆科學家精英把關。作爲一個秘密工程的領導者，尤其自身又是軍人，應該最重要的就是保密了。
但格羅夫斯卻不這麽看。他在書中這麽寫道：
我們在任用任何人之前，就盡力去了解在他曆史中能使他成爲危險人物的根源，特別應注意的是，由于他過去行爲不檢，以致有易于被人敲詐的弱點。對一個新來的人員，急急忙忙地完成審查之前，通常只給予一些不牽涉到機密的工作。由于在同任用人員的最初治談中，也不能保證不泄漏機密，因而我們甚至在和他接近之前，就要確定他是合格的。保安工作的基本問題是，對本計劃的各種人員加以控制，使重要機密落入敵人手中的可能性減小到最低限度。布希（什）博士已經提到，讓工作人員隨便交流工作情況是有危險的。如果我們要戰勝一切對手，搶先制成第一顆原子彈的話，就必須停止這種交流。保安工作的核心問題是知識的局部化。我的原則很簡單——每個人應知道他執行任務時所需的一切東西，但不應知道更多的東西。堅持這一原則，不僅提供了保密的適當措施，而且使我們的工作人員都堅守自己的崗位，從而大大地提高了工作的總效率。這還使各有關人員都認識到，本計劃的制定是爲了生産出一種有特殊目的的産品，而不是爲了滿足個人的好奇心或增加其科學知識。
那麽，保密工作最需要針對的是什麽對手呢？格羅夫斯這樣答道：
究竟我們保安工作的主要對象應當是哪個國家，從來沒有人對我說過。首先，似乎必然針對軸心國，尤其是德國，因爲在敵國中，只有它能利用從我們這裏竊取的任何情報。我們認爲，日本還沒有足夠的工業能力、科學人力和必要的原料。意大利的情況也是這樣，而且它還有一個不利條件一一任何大工廠都容易受到盟軍的轟炸。我們認爲，日本到手的秘密情報未必能准確地、迅速地轉到德國人的手中。而且，我們估計意德兩國間的情報聯系也不是順暢的。我在就職後一兩星期內就了解到，唯一已知的間諜活動是俄國人利用美國共産黨的同情者對伯克利實驗室進行的活動。很快我們就確定了保安工作的三項目標：首先，決不能讓德國人知道我們工作或科學技術進展的任何情況;其次，盡一切努力使第一次使用原子彈成爲誰也不曾料到的驚人之舉;最後，盡我們的能力，不讓俄國人知道我們的發現以及有關設計及制造過程的詳細情況。
盡管保密工作是重要的，但格羅夫斯仍然認爲，保密不是最重要的：
然而，保密並不是曼哈頓計劃的主要目的。研制能使戰爭盡可能早地結束的原子彈才是我們的使命。所以保密雖然重要，卻不能算是壓倒一切的。一切有關保密的手續和制度，包括人員的審查在內，都必須服從“把原子彈制成”這一壓倒一切的任務。完成的速度是萬分重要的。
一切都服務于“把原子彈造出來”這個根本目的，這也是任何一個工程領導者的金科玉律。
三、速度，海森堡與哥本哈根
影片中已經表現了，奧本海默率領的團隊爭分奪秒地與海森堡領導的納粹德國團隊賽跑，看誰能先一步做出原子彈來。
海森堡是那個時代赫赫有名的物理學家，也是量子力學的創立者之一。由他帶領本來就群星雲集的德國科學家團隊研制原子彈，可以說在起跑線上就領先了。
但幸運女神卻沒有眷顧海森堡領頭的德國科學家團隊。格羅夫斯書中記述了美國在廣島引爆第一顆原子彈後，德國科學家團隊特別是海森堡的反應：
8 月 6日晚飯前，德國科學家居住地法姆霍耳的英國負責軍官T.H裏特讷少校通知奧托·哈恩（筆者注：最早發現核裂變的科學家之一）說，英國廣播公司剛宣布在日本投下了一顆原子彈。哈恩聽到這個消息後神志十分不清他說，他感到自己對這次幾十萬人的死亡負有責任，因爲有了他最初的科學發現，原子彈才有可能制造出來。他還對裏特讷說，當他最初看出自己的科學發現的全部潛在的可能性時，他曾經想要自殺。現在這些可能性都已成爲事實，他感到自己應該受到責備他喝了點酒借以喚起精神之後才比較安靜下來，隨後就下樓去吃晚飯。在吃晚飯的地方，消息又傳給了聚集在一起的客人。大家對消息還是半信半疑。圍繞美國是如何生産出元素 93 的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注：所有報告給我們的談話都是從德文口語譯出的。）哈恩：制造元素 93 是件極端複雜的工作。要制造元素93他們必須有一種能長期運轉的設備。如果美國人有了鈾的炸彈，那末你們就統統都是二等貨色。我可憐的海森堡啊！海森堡：關于這種原子彈他們有沒有用鈾這個字?哈恩：沒有。海森堡：那末，就和原子彈沒有什麽關系了，不過相當于兩萬噸烈性炸藥的爆炸力是可怕的……現在我所能說的是，在美國某個只懂皮毛的人認爲這種炸彈有相當于兩萬噸烈性炸藥的威力，而實際上卻是完全辦不到。哈恩：總之，海森堡啊，你們確實是二等貨色，你還是少說爲妙。海森堡：我很同意……我樂意相信這是一種高威力的炸彈，但是我不相信這種炸彈與鈾有關系，我認爲這是一種化學物質，他們就是用這種化學物質來大大地增加整個炸彈的爆炸力的。我（格羅夫斯）對哈恩博士下面的話感到高興。他說：“如果美國人真的有原子彈，那麽他們的保密工作真是有辦法。” 說著說著他就談論起道德的問題來了。這個問題一直在所有科學界中有著非常激烈的爭論。關于這個問題，這些德國科學家們自己是這樣說的：沃茲：我很高興我們德國人沒有原子彈。魏茨塞克：我認爲美國人這樣做是很可怕的。我認爲他們是有點發狂了。海森堡：不可以那麽講。有人也可能這麽說：“這樣做是結束戰爭最快的途徑。”哈恩：這話對我是個安慰。接著他們又對我們如何制成這種炸彈的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熱烈的討論。和以後相反的論點相對照，海森堡在這一點上的說法是非常有意義的。他說：“制造這種原子彈的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但是我們一種方法也不知道，這一點是肯定的。”所有的人都一致認爲，如果以前他們能夠作出必要的努力話，他們也可能獲得成功的。最後散場的時候，他們以一種無據的自信和自慰的語氣談了下面的一些話：哈恩：好，我們可以打賭，海森堡認爲美國吹牛的看法是不對的。海森堡：發現和發明是有很大區別的。在發現的過程中人們總是帶著疑惑並且會有許多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而對于發明，只有那些對這個問題一點都不懂的人才會感到出乎意料之外。我們對于這種炸彈也已經研究了五年之久，現在也覺得有點奇怪。9點鍾時，客人們又聚集一起收聽官方廣播，當聽到這消息是確實的時候，真使他們大爲吃驚。他們又立刻熱烈地談論起美國究竟作了多大的努力。我對高德斯米特的第一個印象是，他是一個非常機靈的審訊官。這一點從巴格的話裏得到了證實。巴格說：“高德斯米特把我們帶入了迷魂陣。”德國人似乎深深地感覺到，我們能夠完成大量的他們認爲我們必定要做到的工作。但是這麽大量的工作他們在德意志第三帝國統治下甚至還未曾開始。科爾欣：無論如何，那總說明美國人是能夠做到大規模的真正的互相合作。在德國那是辦不到的。每個人都會看不起別人·.....海森堡：可以說在德國第一次能有一大筆資金提供使用是在 1942 年春天與魯斯特會晤以後。當時我們要他相信，我們有絕對可靠的證據說明我們能夠制造出原子彈。海森堡悲歎他自己沒有爲德國的核計劃貢獻出像貢獻給V-1和V-2火箭一樣多的力量。然而，在最後分析時他似乎認識到這部分責任還是要歸咎于他自己的小組。海森堡：在1942年春天，我們也不一定能有勇氣向對府建議應當雇用 12萬人把事情搞起來。接著又有人辯解說：“德國人沒有獲得成功的原因是因爲他們沒有真正想去爭取成功。”魏茨塞克：我相信我們沒有做的原因是，因爲所有的物理學家在原則上沒有想去做。如果我們那時候都想使德國贏得戰爭的勝利，我們也能夠獲得成功的。哈恩：我不相信，然而我感到高興的是我們沒有獲得成功。在晚上格拉赫說，當時納粹黨好像認爲他們正在研究著一種炸彈。慕尼黑的納粹黨人，在1945年4月27 日和28日還正在挨戶告訴所有的人說，第二天他們就要使用原子彈了。但海森堡卻提出十分驚人的看法，他奇怪我們怎麽能夠分離出制造一個原子彈所需要的兩噸鈾-235 來。這肯定了高德斯米特在他進行審訊時的看法,他相信德國人沒有考慮到應用我們所采用的原子彈設計。我們的原子彈的設計的優越性在于利用快中子，而德國人卻認爲必須像在反應堆中一樣使中子慢化。實際上他們認爲必須將整個反應堆作爲原子彈來投擲。所以，爲了獲得合理的重量，他們就必須要有這麽大量的鈾-235。他們又繼續談論下去，最後夜深了才散去。然而，還是兩個兩個地繼續談到半夜以後。在這些交談中，很明顯，只有格拉赫一人因他們未能獲得成功而感到非常懊惱。其余的人似乎都高興地認爲，他們的工作的目的是利用原子能而不是制造原子彈。魏茨塞克又預言了原子彈對國際關系的影響。魏茨塞克(對沃茲)：斯大林肯定還沒有原子彈，如果美國和英國是聰明的帝國主義者，他們就會在明天用原子彈攻擊斯大林，但他們將不這樣做。美國和英國將利用原子彈作爲政治武器。那當然是很好的，但是，結果只能在俄國人擁有原子彈之前存在和平的局面，而在俄國人擁有原子彈之後就必定會有戰爭。
關于海森堡爲什麽沒有領導德國造出原子彈，這成了20世紀科學史上的一段著名公案。
按照格羅夫斯以及很多曆史研究者的說法，海森堡是在關鍵的計算上出現了錯誤，即鈾235産生爆炸的臨界質量出現了錯誤，因而最終造不出原子彈來。
但海森堡後來又辯稱，是他故意設置了種種障礙以防止納粹首先造出原子彈，這讓本來就一團迷霧的真相更加神秘。
其中，尤其是1941年他與玻爾夫婦的一次談話，更是成了謎團的中心。曆史上玻爾是海森堡的老師，兩人一度關系密切，亦師亦友亦如父子，感情深厚。但戰爭改變了一切。
“哥本哈根之謎”：1941年9月，丹麥已被納粹德國占領，但玻爾還沒有離開丹麥，此時，海森堡和另外一名德國物理學家馮·魏茨澤克突然來到哥本哈根訪問玻爾。直至今日，人們對這兩人哥本哈根之行的動機還有爭論。支持海森堡的人說，海森堡的目的是告訴玻爾，納粹德國不會制造出原子彈，讓玻爾利用他的影響使反對納粹的國家也不研究原子彈。另一派則認爲，海森堡想勸說玻爾放棄不與納粹合作的立場，幫助研制。
若幹年後，西方甚至以此爲題材創作了一部話劇《哥本哈根》，成了戲劇史上的經典之作。這部話劇大膽地采用平行交叉的表現手法，除了複現劇作家想象中的當年場景外，並讓海森堡和玻爾夫婦的“鬼魂”成了故事的講述者，從而對疑案本身有了“上帝視角”的另一種闡述方式。
總而言之，老天爺沒有眷顧海森堡和他領導的納粹德國的科學團隊，這對全人類是件幸事。
四、玻爾和他的“開放世界”
上面提到了玻爾。衆所周知的是，在上個世紀初那個物理學大爆炸的年代，愛因斯坦無疑是最璀璨的一顆星星。不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時候還有顆亮度不亞于愛因斯坦的星星，就是玻爾。
玻爾二十八歲時就寫出了《論原子構造和分子構造》的論文，以量子論成功解釋了氫原子和類氫原子的譜線結構。他創立了哥本哈根理論物理研究所並任所長，使得哥本哈根成爲量子力學理論的大本營，海森堡等人都接受過玻爾的親自輔導和栽培，可以說玻爾就是量子力學的教父。
也因此，當二戰開始後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科學家時，同盟國要費勁周折將玻爾營救到美國去。
而片中奧本海默在歐洲求學的那個年代，也正是量子科學和核物理大發展的時代，影片中有些情節也做了描寫。不過，在之後的歲月中，玻爾對奧本海默的影響更多不是在核物理方面，而是在政治和哲學思想上《奧本海默傳》這樣寫道：
奧本海默後來寫道:“玻爾能來洛斯阿拉莫斯實在太棒了，他對技術非常感興趣。但我認爲，對我們所有人而言，他在這裏真正的意義與技術無關。”相反，正如奧本海默所說，玻爾此行“暗地裏”是爲了推進一項政治事業——在科學和國際關系中采取開誠布公的態度，這是防止戰後核軍備競賽的唯一希望。這正是奧本海默樂于聽到的消息。近兩年來，他一直忙于錯綜複雜的行政事務。幾個月過去了，他越來越像一個科研工作管理人員，而不是一位理論物理學家。這種轉變讓他感到壓抑，因爲他無法充分發揮他的才智。因此，當玻爾來到台地，用深刻的學術語言談論這個項目對人類的影響時，奧本海默又恢複了活力。他向格羅夫斯保證，玻爾的出現極大地鼓舞了士氣。奧本海默後來寫消在玻爾來之前，這項工作“常常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玻爾很快就使這項事業看起來充滿希望，而之前許多人還充滿疑慮”。奧本海默談到希特勒時充滿輕蔑，並強調了科學家在打敗希特勒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奧本海默說:“他(玻爾 ) 滿懷希望地認爲，我們會取得良好的成果，科學規律和學科協作也將發揮有益的作用，我們都願意相信他所說的。”在玻爾心中，原子彈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控制這種對人類的威脅需要“一種處理國際關系問題的新方法”。在即將到來的有核時代除非摒棄那種諱莫如深的態度，否則人類將不會有安全可言。玻爾想象的“開放世界”並不是烏托邦式的夢想。這個新世界已經存在于科學界的跨國合作中。從非常現實的角度來說，玻爾認爲哥本哈根、卡文迪許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實驗室就是這個新世界的現實模型。只有在以科學價值觀爲基礎的“開放世界”中，才能對核能進行國際管制。對玻爾來說，正是科學探索中的社群文化帶來了進步、理性，甚至和平。“知識本身是文明的基礎,”他寫道，“但是人類知識邊界的拓寬給個人和國家帶來了更大的責任，因爲它可能會影響人類的生活形態。”正因如此，在戰後的世界，每個國家都必須確信沒有潛在敵人在暗中儲備核武器。只有在一個“開放世界”中這才有可能實現。這個世界中，國際核查人員可以自由進入任何軍事和工業設施，並能全面掌握最新的科學進展。最後，玻爾得出結論，只有在原子彈成爲現實之前，在戰爭結束之前，立即邀請蘇聯參與戰後原子能規劃，才能建立起這樣一個全面的國際管制新體系。玻爾認爲，如果能向斯大林通報曼哈頓計劃的情況，並保證它不會對蘇聯構成威脅，那就可以避免戰後的核軍備競賽。戰時盟國之間就戰後國際原子能管制盡早達成協議是避免戰後世界核武化的唯一選擇。奧本海默也同意這一點，實際上,1943年8月，他就曾因類似觀點嚇壞了他的安全官員，當時他告訴帕什上校，如果總統想向蘇聯人通報核彈項目，他會對此“表示支持”。玻爾對奧本海默的影響顯而易見。魏斯科普夫說:“奧本海默很早以前就認識玻爾，他們私人關系非常好。玻爾是真正能與奧本海默討論這些政治和倫理問題的人，他可能就是從那時(1944 年年初)開始認真思考這些問題的。”
很難說玻爾的思想到底影響了奧本海默多少，但無疑玻爾的想法對奧本海默有重要的影響。另外，關于奧本海默那迷人傳奇一生的很多出發點，還是要回到他的幼年和童年去尋找。
五、女性
奧本海默的一生中，除了與原子彈有關的傳奇故事，他與很多女性的關系當然也是衆人津津樂道的點。影片中對此做了一些描寫，不過，當年的那批物理學家中，與女性有關的轶事可不止奧本海默一人。
這些人當中，最常被人拿來津津樂道的就是愛因斯坦了。不過，這裏先不提他，我們先來說另一位物理學家薛定谔。
薛定谔最廣爲人知的就是“薛定谔的貓”思想試驗了。不過，他最突出的貢獻是發現了薛定谔方程：
薛定谔方程
1926年，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關于單原子理想氣體的量子理論和路易·維克多·德布羅意（Louis Victor·Duc de Broglie）的物質波假說的啓發下，薛定谔從經典力學和幾何光學間的類比，提出了對應于波動光學的波動力學方程，後稱薛定谔方程，奠定了波動力學的基礎。1926年1—6月，一連發表了四篇論文，題目都是《量子化就是本征值問題》，系統地闡明了波動力學理論，並證明了波動力學與海森伯矩陣力學在數學上是等價的。
關于薛定谔的婚姻生活，也有種種傳奇性的傳聞：
婚姻家庭埃爾溫·薛定谔畢生陷于戀情的漩渦與糾葛中。不計青少年時期的情窦初開和數次情感遭遇，即使在33歲那年成婚後，他仍然是激情充溢，外遇不斷，其對象既有已婚的研究助手的妻子，也有年方二八的他曾輔導過數學的女中學生，既有聞名遐迩的演員和藝術家，也有年輕的政府職員，而這種浪漫風流一直持續到年逾花甲，並且有不止一個非婚生的孩子。對于每一段情感履曆，他都非常投入，並爲此創作了不少纏綿的情詩。但奇怪的是，生活在維也納和都柏林這樣宗教色彩很濃的地方，他竟然能全然不顧忌傳統禮數，認爲這是他個人的自由，甚至設想過一妻一妾的生活；而同樣令人稱奇的是，他與其原配安妮的婚姻曆經這種種事端，竟然能白頭到老，而且安妮還親自照料了他非婚生孩子的嬰兒期。或許這與安妮自己沒有孩子不無關系，但即便如此，這種薛定谔式的愛情，這樣的家庭關系，與我們頭腦中的科學家形象，恐怕還是會有很大反差，相去甚遠的。而最爲傳奇的，就是助推他寫出了著名的薛定谔方程的那位神秘女郎了：1925年的聖誕節，薛定谔邀請了一位神秘女郎陪他去阿爾卑斯山滑雪度假。正是那個聖誕節之後，他提出了最牛逼的波動方程（薛定谔方程）。沒有人知道這位神秘女郎是誰，但她一定是薛定谔的缪斯，也是量子物理的缪斯，讓我們感謝她。
不過，回到奧本海默身上，我們會發現，奧本海默的情路可謂命運多舛。奧本海默自幼與他的母親埃拉關系緊張，母親優渥的家庭背景以及她的苛刻、嚴謹的性格往往對奧本海默形成壓力。
14歲時，奧本海默參加了夏令營，而害羞敏感的他經常成爲男孩取笑的對象。對此奧本海默只輕描淡寫的在給父母的信中寫他很高興來到夏令營，因爲其他男孩對他進行了“性啓蒙”。不出意外，父母很快趕到夏令營關注了此事。父母走後，奧本海默被當做“告密者”被男孩們實施了報複，他被剝光衣服實施了毆打，並且屁股和下體上被潑了綠油漆，甚至被關在冰窖裏一晚。
二十多歲時奧本海默來到歐洲學習物理學。從後來的記錄以及朋友的反饋看，奧本海默長時間處于性壓抑的狀態，並嚴重影響了他的身心。奧本海默傳中這樣寫道：
奧本海默的某些煩惱顯然是源自無法滿足的性欲。當然，在 20歲的年紀，他的情況也並非個例。他的朋友們也幾乎與異性沒有交往。在這些朋友的記憶中，奧本海默那時從來沒有與女生約會過。懷曼回憶說，他和奧本海默“過于熱愛”學術生活以至于“無顧及異性……我們不斷地與自己的思想談戀愛……但是也許我們缺少一些能讓生活更輕松的現實中的感情”。奧本海默顯然感受到了內心洶湧的性欲，他在這個時期寫作的一些直白的情色詩歌證明了這一點。
這種壓抑狀態嚴重影響了他的個人生活，甚至是人際關系。他曾差點將他的朋友扼死：
幾次治療之後，這位醫生宣布奧本海默是性挫折引起的“道德危機”。他開的處方是“一個女人”和“一個療程的刺激性欲的藥物”。多年後，弗格森提起當年時說，“他對男歡女愛之事仍無所適從。很快，奧本海默的情緒危機又一次急轉直下。當時弗格森和奧本海默一起坐在巴黎酒店的房間裏，弗格森感覺到他的朋友又處于“他那種莫名其妙的情緒中”。也許是爲了轉移他的注意力，弗格森給他看了自己女友弗朗西絲 基利寫的詩，然後宣布他已經向基利求婚了，對方也接受了他的求婚。聽到這個消息，奧本海默驚愕不已，他突然崩潰了。“就在我彎腰拾起一本書的時候，”弗格森回憶道，“他從背後跳到我身上，拿著捆箱子的皮帶勒住我的脖子。有一陣兒我嚇壞了。我們肯定鬧出了點兒動靜。然後我想法把他甩開了，他摔倒在地，哭了起來。奧本海默可能只是因爲嫉妒朋友的戀情而生氣。他已經因爲女人”失去了一個朋友——弗雷德裏克·伯恩海姆;在那種情況下，因同樣的原因再失去一個朋友實在令人無法接受。弗格森自己也注意到“奧本海默經常對弗朗西絲。基利怒目而視，那樣子實在有些誇張。他要是扮演恐怖情人簡直易如反掌，對此我可是深有體會。”
這種情況隨著他逐漸成長，以及與女性有正常的交往後得到了緩解。當然，終其一生我們可以說，奧本海默在這個問題上似乎處理的並不是特別好。他在十四歲時的經曆，可以部分解釋他之後對“告密”這一問題的敏感性。
六、數學，以及博學
如果將其他人對于奧本海默的印象綜合起來，有兩點是幾乎沒有任何異議的，一是幾乎所有人都承認他極富個人魅力，“所有人都喜歡他”，二是他那令人驚詫的、時常讓人感到壓力的博學。
對于此，奧本海默傳這樣說：
他的學生總能感覺到他與大多數物理學家的一個不同之處，那就是他閱讀的書籍覆蓋面非常廣，並不限于自己研究的領域。哈羅德·徹尼斯回憶說:“他讀了很多法國詩歌，而且幾乎讀了所有新出版的作品(小說和詩歌)。”徹尼斯見過他讀古希臘詩人的詩歌，也見過他讀海明威等當代小說家的作品。他特別喜歡海明威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早在高中時，奧本海默的老就注意到他有一種天賦——用俗易懂的語言解釋技術問題。他是名理論研究者，同時又了解實驗物理學的進展，他將來自不同研究域的大量信息進行整合，這種能力難得一見。建立世界級的物理學院正好需要這種能言善道的集大成者。有些物理學家曾提議說，奧本海默擁有的知識和資源足以出版一部全面系統的量子物理學“聖經”。1935 年，他手邊顯然已經積累了足夠成書的材料。他的量子力學礎課程在學校大受歡迎，他的秘書麗貝卡·揚小姐甚至油印了他的課堂筆記賣給學生，所得款項被作爲物理系的零用現金基金。奧本海野的一位同事說:“如果奧比能更進一步把他的講座和論文彙編在一起，他的著作將成爲有史以來最好的量子物理學教科書之一。”奧本海默學習物理的方法可謂不拘一格，甚至可以說是雜亂無章。他專注于該領域中最有趣、最抽象的問題，而忽略了枯燥的基礎知識。多年後，他承認他對自己知識的漏洞感到不安。1963 年，他對奧本海默傳的一位位采訪者說:“直到今天，我一想到煙圈效應或彈性振動就會恐慌。我對這些一無所知，不過是虛有其表罷了。與此類似，即使在那個時我掌握的數學知識仍非常淺顯---我上了李特爾伍德的數論課，嗯，雖然很有收獲，但如果要從事物理學專業，這樣學習數學顯然遠遠不夠。當英國數學家、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諾爾司·懷特海來哈佛的時候，只有奧本海默和另外一位本科生有勇氣報名參加他的課程，他們刻苦地讀完了懷特海和伯特蘭·羅素合著的三卷本《數學原理》。奧本海默回憶說:“我度過了一段非常激動人心的時光，和懷特海一起讀《數學原理》，因爲他已經忘記書中的內容，所以他既是老師又是學生。”盡管有這樣的經曆，奧本海默仍一直認爲他在數學方面有所欠缺。“我沒有很深入地學習過。大概我學很多東西都是通過一種並不爲人認可的方式，那就是與人交流····-·我本該多學點兒數學。我想我應該會樂在其中，不過我對它漫不經心還因爲我缺乏耐心。
細心的觀衆應該發現，影片中也多次對“數學”這一問題做了多次描寫。大家都知道數學是物理的基礎，相應的，一個物理學家的成就往往也與他的數學功底息息相關。
與很多人以爲的不同，大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數學功底其實“相當一般”。瑞士數學家馬塞爾 格羅斯曼是愛因斯坦上大學時的同學，雖然他一生在學問上並無大的建樹，但他卻多次“拯救”了愛因斯坦。
1905年那一篇《論運動物體的電動力學》，標志著狹義相對論的誕生。可是，當愛因斯坦把狹義相對論推廣到廣義相對論的時候，問題就來了。廣義相對論的核心思想，是用彎曲的時空去取代引力。平直的時空，還容易計算，但彎曲的時空該怎麽算，愛因斯坦這就抓瞎了。當初愛因斯坦在大學時翹課，主要就是翹數學老師闵可夫斯基的課，現在愛因斯坦數學功底不夠的毛病，終于暴露出來了。幸好這時候，已經成爲幾何學教授的格羅斯曼，第三度出手幫忙。他告訴愛因斯坦，有一門叫做黎曼幾何的學問，就是專門研究這個的。愛因斯坦這才恍然大悟，連忙惡補黎曼幾何。但是，廣義相對論的研究不能耽擱，于是，在廣義相對論建立早期，數學部分是由格羅斯曼負責撰寫的。格羅斯曼，算得上是廣義相對論的創始人之一。
爲什麽數學如此重要，但數學學得好的又那麽鳳毛麟角呢？大家知道，現代的大學教育也就幾百年的曆史，而在人的基礎教育中，數學教育是一個成本很高的事兒。近代很多大家都是富裕家庭出身，是因爲富裕家庭才有條件聘請高水平的家庭教師，從小對孩子進行教育，因而長大後才能在高深的學術領域做出更大的成就。
比如提出“電磁場”概念的法拉第，本身是鐵匠家庭出身，家境貧寒，雖然他的物理直覺很好，成爲了卓越的實驗物理學家，但沒有能力在數學上將自己的成果表達出來。而完整的數學表述要到家境優越的麥克斯韋才能完成。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點是，直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即片中表現的那個年代，歐洲仍然是無可爭議的世界學術的中心。因爲納粹對科學家尤其是猶太裔科學家的迫害，以及戰火塗炭，世界的學術中心才漸漸向美國轉移，而這也是片中重要的時代背景。
補充了這麽多資料以後，我們終于可以來說說，諾蘭在《奧本海默》這部影片中，真正試圖表達些什麽。
（中）
一、黃金時代，New Money，Old money
奧本海默雖然家境富裕，但他也只能算是當時的“富二代”。他的父親在十九世紀末從德國來到美國，開始了自己的致富之旅。這是美國曆史上大基建蓬勃發展的時代，也是美劇《鍍金時代》反映的年代。
所以，奧本海默的家族可謂是現實版的“美國夢”的模板。而對他們的歐洲移民身份和猶太裔背景，反而有複雜難解的情感。奧本海默傳中這樣說：
他們在努力融入美國社會。無論從民族身份還是文化歸屬上，生活在紐約的奧本海默一家都算是猶太人，但是他們又不去當地的猶太教堂。他們並不排斥自己的猶太人身份，只是選擇了一個獨特的美國猶太教派，他們認同的這個猶太教派被稱爲倫理文化協會，它推崇理性主義和一種進步的世俗人文主義。與此同時，它也是解決美國移民信仰困境的一種新方式，但是對羅伯特·奧本海默來說，這反而加劇了他對自己猶太人身份持續終生的矛盾心理。
這也不難讓人理解，爲何在遭到質疑時，奧本海默仍然說：“該死的是我偏偏愛著這個國家。”
奧本海默的母親埃拉 弗裏德曼也是名門之後，對他的教育素來嚴格。同時，母親對奧本海默和父親的猶太商人圈子的人在一起很排斥，這也深刻影響了奧本海默。奧本海默幼年就讀的“工人學校”是由猶太人組織“倫理文化協會”創立的，倡導開明進步的價值觀：
1911 年羅伯特·奧本海默入學時，該學校只有大約 10% 的學生來自工人家庭。不過，該校仍保留了倡導自由主義和社會責任感的價值觀。那些來自倫理文化協會富裕的贊助人家庭的孩子從小就被灌輸了這樣一種觀念:他們在爲改變世界做准備，他們是傳播現代倫理文化福音的先鋒。奧本海默就是其中的一位明星學生。毋庸置疑，奧本海默成年後對政治的敏感源于阿德勒在這所了不起的學校中推行的進步主義教育。在他成長和受教育的過程中，奧本海默身邊的男男女女都把自己視爲世界進步的推動者。從 19 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這些年中，倫理文化協會的成員在種族關系、勞工權利、公民自由和環境保護等敏感政治議題上都充當了變革的推動者。例如，1909 年，亨利·莫斯科維茨博士、約翰·洛夫喬伊。埃利奧特、安娜·加林·斯潘塞和威廉·索爾特等著名的倫理文化協會成員幫助建立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莫斯科維茨博士在1910一1915 年發生的制衣工人罷工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他協會成員還幫助建立了國家公民自由局，它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前身。盡管他們不談階級鬥爭，但是協會成員都是務實的激進分子，致力于在社會變革中發揮積極的作用。他們認爲，更美好的世界需要艱苦奮鬥、堅持不懈和政治上的組織。1921 年，奧本海默從倫理文化學校的高中畢業，阿德勒敦促他的學生發展自己的“倫理想象力”，看到“事物可能成爲的樣子，而非它們現在的樣子”。
成年後奧本海默結交朋友的範圍也極爲廣泛，如他的一生摯友凱瑟琳 查維斯 佩奇即是貴族出身。
離開阿爾伯克基後，史密斯帶著奧本海默和他的兩個朋友霍根與弗格森一起到了一個叫“洛斯皮諾斯”的度假牧場，這裏位于聖菲東北25 英裏處，這個牧場由 28 歲的凱瑟琳·查維斯·佩奇經營。這位迷人又傲慢的年輕女子將成爲奧本海默一生的朋友。但是，奧本海默最初對新婚的凱瑟琳産生過一種強烈的迷戀之情。一年前，在她病人膏育，幾乎奄奄一息之際，她嫁給了英裔白人溫思羅普·佩奇，這個男人和她父親同齡。然後她竟然活了下來。佩奇是芝加哥的一名商人，他很少待在這裏。查維斯家族是西班牙西南部一個曆史悠久的貴族。凱瑟琳的父親唐·阿馬多·查維斯在考爾斯村附近建造了這座漂亮的牧場別墅，從這裏可以看到佩科斯河的壯觀景色，向北能看到白雪皓皚的桑格雷 -德克裏斯托山脈。凱瑟琳就像這塊領地的“郡主”，而讓奧本海默喜出望外的是，他發現自己是她“最垂青”的侍臣。弗格森說，她成了“他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總是給她送花，而且一見到她就極盡奉承”。
而奧本海默後來的夫人凱蒂也有貨真價實的貴族血統：
如果說瓊看起來像一位愛爾蘭公主，那麽姬蒂（凱蒂）則自稱是貨真價實的公主，只不過她來自德國皇室。羅伯特·瑟伯爾回憶說:“姬蒂母親的家族與歐洲所有的王室都有親戚關系，當她還是小姑娘的時候，她常常在暑期去拜訪她的舅舅一一比利時國王。”1910年8月 8 日，姬蒂出生在今德國北萊茵 - 威斯特法倫州一個叫雷克靈豪森的小鎮。兩年後，她到了美國，當時她的父母--31 歲的弗朗茨·普甯和 30 歲的克特·菲塞林·普甯移民到了賓夕法尼亞州的匹茲堡。弗朗茨·普甯是一位冶金工程師，他在一家鋼鐵公司找到了一份工程師的工作。作爲獨生女，姬蒂的童年時期過著優渥的生活，她在匹茲堡郊區富裕的阿斯平沃爾長大。她後來告訴朋友，她的父親是“威斯特法倫一個小公國的王子”，她的母親與維多利亞女王有親戚關系。她的外祖父博德溫·菲塞林是漢諾威王室土地的承租人，也是漢諾威市議會的議員。從 11 世紀十字軍東征時開始，她的外祖母約翰娜·布洛奈的祖輩就一直是薩伏依王朝的王室封臣，薩伏依家族是歐洲曆史最悠久的家族之一。布洛奈家族在位于今意大利、瑞士和法國等地的薩伏伊公國擔任過行政長官和宮廷顧問，還擁有日內瓦湖南邊一處壯麗的城堡。
可以說，奧本海默的人生既是當時方興未艾的黃金時代的“美國夢”的代表，也一直與貴族人士、貴族文化發生著關系。這種多元文化的生活背景貫穿了他的一生。
二、左翼
如果說貴族文化和資本主義進步論穿插交織了奧本海默的一生的話，那麽共産主義思想和左翼文化可謂“包圍了”他的生活，不僅他個人一度是共産主義和左翼的同情者，他的伴侶凱蒂，情人瓊 塔特洛克、弟弟弗蘭克以及弟媳、好朋友希瓦利埃等幾乎都是或曾經是共産黨員。奧本海默傳中這樣說道：
毫無疑問，奧本海默周圍的親戚、朋友和同事中有一些人曾是共産黨員。作爲一名左翼新政支持者，他向共産黨倡導的事業捐助可觀的款項，但是他一直堅稱自己從來就不是正式黨員。相反，他自己和共産黨的關系“非常緊密，也非常短暫”，他指的是西班牙內戰時期，但是在那之後，他仍在參加有交納黨費的正式黨員參加的會議，他們在一起討論時事。共産黨鼓勵舉辦這樣的會議，他們專門吸納像奧本海默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這些會議也不強調黨員身份的麗制。由于奧本海默從未成爲正式黨員，這讓他可以隨意定義自己與共産黨的關系。有那麽一段時間，他甚至可能認爲自己是一名編外同志。而且，在後來的歲月裏，他盡量減少了與共産黨的聯系。坦率地說，任何想給羅伯特·奧本海默貼上共産黨員標簽的企圖都是徒勞的，這也是聯邦調查局從多年的失敗中得出的教訓。事實上，奧本海默與共産黨人的聯系是一件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事，無論是他的同情心還是社會地位都在推動他接近共産黨人。（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一些知識分子以在聚會上談論社會主義來表達自己的向往，表現自己的時婚，因爲“紅”得不夠徹底，也缺乏實際行動，被人譏諷爲“客廳裏的粉紅分子”。一一譯者注）20年代末，作爲加州大學教授，奧本海默生活在一個充滿政治氣息的環境中。在這些圈子裏進進出出的奧本海默給許多共産黨員朋友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他們中的一員。一方面是因爲奧本海默希望博得周圍人的喜愛，另一方面是他確實信奉共産黨支持並爲之奮鬥的社會正義事業。至于他周圍的人怎麽想，那是他們的事情。所以有些共産黨員認定奧本海默就是黨內同志也不足爲奇。所以，當聯邦調查局聽到這些人談論奧本海默時，他們偶爾會聽見那些毫無戒備的共産黨員說起奧本海默就像在說自己人。不過，在聯邦調查局的其他竊聽記錄中，還有共産黨員抱怨奧本海默態度冷談、不大可靠。最重要的是，沒有證據表明他曾服從過共産黨的組織紀律。雖然他個人非常認同共産黨的許多綱領，但是的確有不同意見的時候，他也從不屈就自己的觀點來順從共産黨的路線。值得注意的是，他對蘇維埃政權的極權主義本質表達過自己的疑慮，他還曾公開表示飲佩富蘭克林·羅斯福並爲他的新政辯護。奧本海默是共産黨主導的各種人民陣線組織的成員，也是堅定的公民自由主義者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重要成員。簡而言之。他是一個典型的同情共産黨並支持新政的進步人士，他欽佩共産黨在歐洲反對法西斯主義，在國內捍衛勞工權利。他願意與共産黨員一起爲這些目標努力，這既不令人意外也說明不了什麽問題。
因此，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那樣的背景下，像“曼哈頓計劃”這樣巨大的工程，幾乎不可能完全抛離“共産分子”的影響。前面關于格羅夫斯籌建洛斯阿拉莫斯基地的描寫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另外，關于片中多次提到的科學家與左翼思想的關系問題，格羅夫斯不僅需要處理科學家與似乎無處不在的“美共分子”的關系，還需要處理與工人和工會之間的關系。在制造核材料的橡樹嶺工廠，格羅夫斯就遇到了與工會打交道的問題：
在與組織橡樹嶺動力廠工人有關的活動中，我特別爲一位青年工會領袖所感動。我們不能允許或考慮任何生産鈾-235 的工廠的操作工人加入工會，如果我們允許他們加入工會，那麽我們就不能完全控制這些人，而且我們也不能像工會代表那樣對這些人有全面而詳細的了解。同時，我們也不允許工人們在工會集會時相互討論。很明顯，我們不可能派遣保安官員去監視他們的集會，因此有些情報不可避免地會泄露給各工會的國際協會。當這項組織工作在橡樹嶺開始時許多工人已經是工會會員，不過沒有什麽活動。如果在動力廠組織起工會來，則在即將投入生産的全部氣體擴散工廠中必定會引起加入工會的嚴重傾向和可疑的騷動。自然，爲了任何理由而進行罷工更是不成問題的。爲了避免産生任何困難，我請求帕特森給予幫助，我們在白宮舉行了一次會議，請當時任總統行政助理的詹姆斯F貝滿斯和這次工會的組織者弗勒德·貝勒參加。貝勒注意地聽取了工會何以有害于我們所做的工作的理由。然後他同我關于此項工作的重要性。我說出了我的一些看法，帕特森又立刻做了補充。貝勒于是說：“如果我們現在不組織，那就永遠不能組織了。因爲在戰後一定會有全廠性的選舉，作爲一個行業工會，我們定會被壓倒。”我回答說，我料想戰後保安工作的重要性會減小，那時無疑會有如他所說的全廠性的選舉。貝勒對我說：“將軍，鑒于你所告訴我的關于這項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你所說的任何組織工會的嘗試都會對國家的利益有害的看法，我願向你保證，我們決不去組織這些工人，並對已在這方面開展的任何工作加以勸阻。我們會這樣做，因爲我們完全認識到，這意味著這些工人終歸不會屬于我們工會的，”在漢福特我們發生了一次持久的勞工困難事件。我們不能從管道安裝工那裏得到我們認爲適當的産量。向當地工會職員請求糾正這種事態的努力沒有生效。事情變得如此嚴重，以至于杜邦公司的 G.M.裏德和我去找在芝加哥的M.P.德金先生商量。德金那時是國際工會的領導人，後來任勞工部長。在這次會見中，我把漢福特對戰爭的巨大重要性告訴他，並著重指出它的完成每遲延一天，就可能意味著數以千百計的美國人的傷亡。我們請他幫忙，使這些工人增加生産，並爲我們招聘更多的工人。他對我們的請求似乎全不感興趣。因此這次會商並不成功。後來，當人員的需要情況十分緊張時，我們卻不能找到足夠的管道安裝工來維持我們預定的程序。調查表明，在美國簡直沒有足夠的管道安裝工能滿足這項要求。我們采取的解決辦法是,到一大批被征調編入陸軍的全是工會會員的管道安裝工人。在他們願意作爲民事人員，並按著現行工資標准接受漢福特的雇用條件下，我們給予這些人以休假的機會。當他們到廠時，被另編爲一組，因而他們的生産量不會因任何工會職員或原有技工的壓力而降下來。與同樣的工作進行直接比較，他們要比其他工人多生産大約 20%。他們受到減低速度的壓力，但他們拒絕了。一種典型的反應是：“我現在的工作不像在軍隊裏那樣重，也沒有人對我射擊，我現在得到的工資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有很多朋友在我的原單位中，我希望能看到他們活著回來。”過了些時候,其他工人顯然因爲羞愧而努力工作了結果他們的産量上升約 10%。FC克裏當在1944 年擔任橡樹嶺的史東-威伯期特公司總經理後不久，他告訴我，他想召集一個包括他的公司全體管理人員、工長、甚至工長助手在內的特別會議，並請我講話。他覺得，這可能會激勵士氣，從而提高建築工作效率。克裏當不是一個被人們指望爲贊成這類呼籲的人。同我一樣，在他看來，這些呼籲只會使人困惑，而且通常似乎都是白費時間的。而這次，他想是會有幫助的，我覺得這是個機會，也許是有可能的，于是我就同意這樣做。在我另一次到橡樹嶺時，我對大約 2000 名職工講了五至十分鍾的話。當我被介紹時，只說我是陸軍部負責這項工作的將軍，而沒有提到我的姓名。這樣做的原因是避免對我個人引起注意，也是我們整個事業的政策，直到保安上不再需要時爲止。(我的妻子有一次曾說過，我無疑是美國軍事曆史上首屈一指的匿名少將。我盡可能簡單地告訴聽衆，作爲負責官員，我可以從職務上和個人角度上肯定地說,他們的工作對戰爭的結局是極端重要的;我的看法乃是參謀長馬歇爾將軍，陸軍部長史汀生和總統羅斯福的看法的真實反映。我還說，他們自己可以以我們所作的艱苦的努力中，從我們在財力和人力方面發生巨大消耗的情況和從我們得到極端缺乏的材料的能力中,看出他們的工作是如何的重要。我沒有說出我們目前所做的是什麽工作，也沒說出我們這項工作的成功將會很有可能結束戰爭的希望。我沒有使用華麗的詞句，我原不善于此，而且這不一定會使聽衆喜歡。克裏當估計，在這次會議以後，他的建築工作效率將會提高15%至20%。我對此從未十分相信過，但進度報表卻寫著增加10%以上，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說實在的，我對任何改進都感到愉快。依我看，這次講話不管有多大的效果，都應當認爲是克裏當，一個有經驗的建築工作領導人，了解工人的情緒和知道如何去改善它的結果。
這樣的描寫不由得讓人想到電影《美國工廠》。無可爭議的是，奧本海默確實很長一段時間是左翼力量的同情者，但他也確實並非共産黨員。後來他也表示自己已經不再對共産主義和蘇聯有“好感”。
三、影響
不過，奧本海默後來矢志不渝推動控核方案，固然與他曾經的左翼傾向並非無關，但也並不是當時任何思想的簡單複刻。這是奧本海默一生複雜思想和情感的綜合表達，並非簡單地受某一方面的影響。
那句通俗的話“人會把出生時的所有一切當做習以爲常的”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奧本海默。他出生的那個年代，正是一個飛速變動的年代，舊的貴族體系和秩序搖搖欲墜卻還未崩塌， 野心勃勃的資本和市民階層正蓬蓬勃勃地奮鬥在成功之路上。
而接受了部分的貴族式教育的奧本海默，既有以天下爲己任的知識分子心態，也有追求平等自由的現代理念，而這些觀念共同影響著奧本海默的思考和行爲。
正如影片中表現的，他在原子彈爆炸後，心情沉重地在杜魯門面前忏悔說：我覺得我的手上沾滿了鮮血。沒想到杜魯門不屑地說：你只是造了個炸彈，但炸彈是我投的。
在杜魯門這樣的政治家/政客眼中，像奧本海默這樣的知識分子就應該專注于專業問題，而不要“跨界”到其他領域，尤其是公共政治領域來，那是政治家的活兒。
奧本海默傳中這樣說：
盡管奧本海默不願公開參與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對艾森豪威爾政府核政策的激烈爭論，但他在文化和科學問題上仍然暢所欲言。就在安全聽證會結束一年後，他出版了一本文集，書名爲《開放的思想》,其中收錄了自 1946 年以來他的8 場演講的演講稿，內容都是關于核武器、科學和戰後文化之間的關系。該書由西蒙與舒斯特公司出版後引起了廣泛關注，這本書將他塑造成了一位現代預言家，以及一位對科學在現代社會中角色進行思考的深思熟慮又高深測的哲學家。在這些文章中，他呼籲“開放的思想”是開放的社會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他提出了“盡量減少保密”的理由，他說:“我們知道且一次又一次認識到，這個國家不可能通過高壓政策真正或持久地實現外交政策的目標。”有些人認爲強大的、擁有核武器的美國可以采取單邊行動，奧本海默對這些人進行了含蓄的譴責，他語氣嚴肅地說:“如何正確對待那些尚不明了、難以估量和仍未知曉的事物，這個問題並非政治所獨有。在科學領域中、在最瑣碎的個人事務裏，它始終與我們同在，它也是寫作和各種藝術形式中最大的問題之一。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有時被稱爲風格(style)。正是風格讓我們在斷言時認清局限,保持謙卑;正是風格讓我們得以有效行動，而不至于走向極端;在外交政策上，正是風格讓我們在追求重要目標時可以兼顧持不同意見者的看法、感受和願望;正是風格讓我們在行動中對不確定保持敬畏。最重要的是，正是風格讓力量服從于理智。”
無論奧本海默的個人願望和抱負如何，他必須承認，那個知識分子一言九鼎擲地有聲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世界是由政治家、專家和各式各樣的經濟體決定的，作爲一個有古典精神的知識分子，奧本海默只能接受這一點。
另一方面，無論我們對電影的劇情，以及電影依據的原著傳記有多少了解，有一點都是確定的，這些都是我們了解奧本海默這個人的渠道，但它們都並不代表奧本海默本身。
理解一個真實存在的人是很困難的，尤其是有著如此複雜和傳奇性人生的一個人。正如影評家周黎明所說：
#電影奧本海默# 有著非常密集的台詞和戲劇信息，然而它的影像化程度極高，節奏一點不拖沓。諾蘭真的是爲大銀幕而生，這是一部百分之百的電影。每個環節都挑不出毛病，每個處理都散發出天才氣息。然而……影片對于主角的塑造卻給我留下一種蜻蜓點水的印象。之前我對奧本海默這個人物所知不多，看完影片，發現我完全未能窺見他的靈魂（即便這個靈魂是編導的解讀甚至虛構）。演員非常出色，他有很多沉思的鏡頭，但如同他周圍的同事，三小時相處下來，他依然是個迷，甚至變成一個更大的迷。前幾天李安在威尼斯給梁朝偉頒獎時，誇他“靠一個眼神，勝過某些演員的一段獨白”。細想起來，《花樣年華》可以做到無言勝過千言，而看《奧本海默》時我好想聽主角來一大段內心獨白。誠然，電影不像舞台劇，不適合大段獨白，但至少得用某種方式讓我們一瞥他的內心吧。作爲導演的諾蘭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但作爲編劇的諾蘭，我不得不承認，給我留下了一絲遺憾。而這種遺憾在他很多作品裏都有。
事實上，爲了塑造一個鮮明的“奧本海默”形象，電影已經做了很多處理，比如用黑白和彩色兩種方式來表達不同的視角，以及將影片的另一主角施特勞斯完全作爲“反派”，規避了曆史上非常複雜的關于奧本海默的相關爭議和謎團。
這種鮮明的“二元對立”是典型的商業手法，因此《奧本海默》仍然是一部純粹的商業片，正如諾蘭的其他電影一樣。但我們顯然不能滿足于此，我們需要更深入的思考本片與諾蘭其他電影的關系，以及電影真正的內涵和意義。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