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兩難

清光緒八年（1882年）三月，四川建昌道。

在朝廷特使宣谕完畢後，建昌道道員唐炯伸出雙手，戰戰兢兢地接過了任命诏書。

即日起，唐炯被朝廷擢升爲雲南布政使，從正四品普通官員一躍變成了從二品的封疆大吏。

內心一陣欣喜過後，唐炯旋即平複情緒，不由得又泛起了一絲擔憂，升官發財固然是好事，但這一次朝廷的用意卻並不簡單。中法兩國正在越南角力，自己即將履新的雲南又緊貼是非之地，其中的微妙關系，唐炯自然能讀懂幾分。

實際上，唐炯的升遷正是朝中主戰派清流們大力舉薦的結果。

光緒八年正月，鑒于越南局勢危急，左副都禦史張佩綸便向朝廷上疏，推薦曾在平定太平天國和剿撚作戰中表現搶眼的唐炯出鎮雲南，以籌備潛在的中法軍事沖突。這一提議很快得到了清廷的認可，唐炯遂被朝廷補授爲雲南布政使。

不久，事態的發展進一步證實了唐炯的擔憂。

就在唐炯接到調令的一個月後，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等清流大臣再次上疏，懇請朝廷立刻下令雲南布政使唐炯、廣西布政使徐延旭分別統領滇軍、桂軍出關，前往越南北圻地區布防，並授予其專折奏事之權。

北圻是中國西南邊境的戰略緩沖，一旦北圻落入敵手，戰火便會燒至國境線內。涉事國家安危，朝廷沒有理由拒絕，于是，一再催促之下，唐炯緊趕慢趕辦完交接，于六月二十九日抵達雲南。

△唐炯

重任在身，上任後的唐炯不敢有絲毫怠慢，立即開始巡視越北防線。然而，實地摸排過後，唐炯的擔憂非但沒有減輕，反而愈發嚴重。

隨後，唐炯得出一個結論：這仗打不了。

在給雲貴總督岑毓英的彙報中，唐炯直言不諱道：“孤軍深入，轉運維艱，水土惡劣，瘴疠甚盛，對我軍而言並非立于不敗之地。”

此外，唐炯更是主動提出了放棄越南的想法，他認爲眼下傾盡雲南、廣西、廣東三省之力去爲越南守衛國土，此舉對大清國只有損失，卻帶不來任何收益。

正因如此，唐炯建議朝廷應該妥善統籌全局，不宜輕易與法開釁，萬不可因一時主戰之虛名，而招來全局崩壞的禍患。當下最好的辦法就是棄藩自守，暗地資助劉永福，令黑旗軍在越南牽制法國人。

顯而易見，身爲前線主帥的唐炯也是個主和派，他的主張與保舉起升遷的清流們截然相反，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岑毓英看完唐炯的報告後便深感詫異，不禁提出疑問：“你難道不畏懼清流嗎？”

唐炯當即表態：“中國南北兩萬裏，防不勝防，沿海督撫們誰能爲國家擔此重任？戰事勝負難料，一旦一處失利，必然處處震驚。如今的局勢，就該謀劃自守之策，哪裏還能考慮固藩遠守。我唐炯受朝廷恩典，願爲朝廷效犬馬之勞，至于其他就不是我該考慮的事了。”盡管唐炯與朝中清流大佬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濃眉大眼的他還是選擇違背清流們的意志。

清流的面子可以不管不顧，但朝廷的命令卻不能不聽，對于唐炯的提議，清廷並未采納，唐炯統兵禦敵的擔子絲毫沒有減輕。

光緒九年三月，局勢驟然緊張，朝廷連發上谕，命唐炯即刻率軍開赴越南開化，並要求其督軍駐紮。

朝廷強硬的態度是唐炯最不願看到的，緊接著，朝廷再次發出數道上谕，嚴令前線官兵“不可釁自我開”，這就令唐炯更加犯愁了。

既要強硬禦敵，又不許打第一槍，這樣的命令帶給唐炯前所未有的壓力，他不得不時刻小心應對，避免背上擅開邊釁的黑鍋。

在當時，如唐炯一樣主和避戰的將帥並非個例，雲貴總督岑毓英、廣西巡撫徐延旭等人同樣主張棄藩自保。當中法重開和談之際，唐炯爲之大松了一口氣，甚至以和談無戰事爲由，擅離前線返回昆明接受朝廷補授的雲南巡撫關防，還因此受到了朝廷革職留任的重罰。

前線將帥意志不堅，更有朝廷掣肘，清軍軍心渙散，戰力可想而知。

不久後，中法和談破裂，法國人立馬翻臉發難，打響了中法大戰的第一槍……

02 潰敗

光緒九年（1883年）十二月十四日，越南山西城外，紅河江堤炮台。

開花炮彈如同雨點般傾瀉而下，頃刻間，土石肆意飛濺，慘嚎聲不絕于耳。

在法軍海軍艦炮和陸軍火炮的聯合轟擊下，江堤炮台陷入一片火海，瞬間被遮天蔽日的煙塵所籠罩，整座炮台好似要被轟碎了一般。

守備清軍哪裏見過如此猛烈的陣仗，在巨大爆炸聲的加持下，人人心驚膽寒，爭相尋找掩體躲避，幾乎無人還敢發炮還擊。

刹那間，一發炮彈劃出一道完美的弧線，剛好鑽進了一門火炮的炮口，立刻將該炮炸得四分五裂，而躲在炮後的數名清軍則當場殒命，血肉橫飛。

這樣不可思議的一幕終于摧毀了守軍最後的心理防線，親眼目睹慘狀的幾名清軍發瘋似的喊叫起來，向山西城池方向奪路而逃。

領頭羊的出現令守衛江堤陣地的清軍徹底喪失抵抗意志，紛紛丟棄炮台，一哄而散。而隨著這一次潰敗，清軍失去了山西城外的最後防線，不得不悉數退入城中。

山西之戰是中法焦點戰役，防守一方由三千黑旗軍、一千五百清軍以及兩千越軍構成，人數超過六千，作爲進攻一方的法軍人數也在五六千左右，雙方兵力可謂旗鼓相當。

誰成想，清軍在外圍戰鬥中一敗再敗，最終不得不龜縮城內，這樣的戰況顯然在清軍諸將的預料之外，而對法作戰屢戰屢勝的劉永福更是怒不可遏，爲此大發雷霆。

江堤炮台及陣地與城池高度相當，一旦丟失必然威脅山西城，無論如何都要奪回來。于是，唐景崧與諸將議定，決意組織敢死隊，夜襲法軍，奪回江堤防線。

爲鼓舞士氣，唐景崧開出高額懸賞，首登堤者賞守備花翎！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官兵因此士氣大振，人人奮勇爭先。

只可惜，天公不作美，是夜月明如晝，清軍偷襲不利，雖冒死沖鋒三次，但均被法軍擊退。

一場夜襲，非但沒能奪回江堤防線，反而再次大挫己方銳氣。士氣往往是此消彼長的，清軍屢戰不利，法軍則是越戰越勇。

十六日，鬥志高昂的法軍開始大舉攻城。

法軍主帥孤拔采取佯攻北門，實則主攻西門的策略，戰鬥迅速進入白熱化。法軍陣地槍炮齊鳴，山西城內細彈雨落，灑遍內城，炮彈著地開花，無處躲避，以致婦孺驚哭，滿空鸱鳴。

戰至下午，各處守軍雖頑強抵抗，但傷亡亦十分慘重，最慘烈的西門戰場更是到了城崩樓毀，無立錐之地的困境。最終，守軍開始潰敗下來，就連戰鬥意志最強的黑旗軍也陸續撤離陣地。

兵敗如山倒，各路人馬悉數潰散，亂成一團，部分越軍爲求自保，甚至不惜臨陣倒戈，將槍口對准中國友軍。而此時的清軍早已自顧不暇，上萬兵民從南門疾馳而出，向興化亡命奔逃。

十七日，山西宣告失陷，一城物資盡落敵手。

法軍攻克山西後，一路乘勝追擊，又接連攻取北甯、太原、諒山、朗山等地，清軍一潰千裏，戰火遂迅速蔓延至中越國境線。

關于清軍的一敗塗地，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除清軍將帥普遍消極備戰外，兵員素質低下、武器裝備落後、戰前訓練不足都是釀成慘敗的重要因素。

桂軍、滇軍倉促出關，所募新兵人員雖多，但盡是些乞丐、遊民、地痞一類的烏合之衆，戰鬥力十分有限。

此外，清軍武器與戰法也與法軍存在嚴重代差。李鴻章對西方軍隊頗有研究，他曾總結道：“法軍均配備後膛快槍，操練娴熟，並搭配輕型火炮部隊成軍；在毗鄰江河之處，軍艦艦炮又可以與陸軍形成夾擊之勢，這便是西洋用兵的固定戰法。反觀滇、桂各營後膛槍數量少，且缺乏彈藥，疏于操練，加上重炮更是少之又少，這樣的情況下，清軍只能靠近戰肉搏取勝……”

實戰確如李鴻章所言，哪怕是最英勇的黑旗軍，面對法軍的槍林彈雨也只能拿人命去拼，待貼身後方才有可能克敵制勝。但每次作戰，法軍槍炮幾乎不會中斷停歇，要想沖鋒近身，難度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在巨大傷亡下，清軍往往一戰即潰，只有撤退逃跑的份。

相較李鴻章而言，作爲對手一方的法國人或許看得更爲透徹：“清國爲它的傲慢和愚昧無知所蒙蔽，對來自南方的報告都很樂觀，把形勢說成對己方一片大好，把總督們看成偉大的軍事家，把修築的街壘說成是堅不可摧的強大陣地，把買來的武器說成是先進的利器，把匆忙集結起來的隊伍說成英勇善戰的部隊，把地方軍民說成仇視我們的力量，把我們個別部隊的處境描繪成十分危險。”

如此這般，清軍短時間內丟城失地、節節敗退，也就不奇怪了。

03 洗牌

光緒十年（1884年）二月，北京紫禁城。

山西、北甯等地敗報頻傳至京，兵敗如此迅速，舉朝嘩然。

就連十三歲的光緒皇帝載湉也深感憤恨至極，不禁大罵雲南巡撫唐炯、廣西巡撫徐延旭等前線將帥“一經遇敵，不能固守，昏聩已極”。清廷立刻下诏，將唐炯、徐延旭革職問罪。

對于這樣的慘敗，言官們顯然更加怒不可遏，在他們看來，戰敗的罪責又豈是唐、徐二人就能擔待得起的。于是乎，大清朝堂再次迎來一波彈劾風暴。

三月八日，國子監祭酒盛昱向朝廷啓奏，點明彈劾張佩綸、陳寶琛、李鴻藻等人舉薦唐、徐二人存在失察之責，而恭親王奕䜣、軍機大臣寶鋆、景廉等人一味怠職，亦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同時，盛昱懇請朝廷懲辦相關人等。

而看完盛昱的奏折，身爲帝國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太後滿意地直拍大腿，好家夥，等的就是你了！

實際上，慈禧對奕䜣一黨的分權行徑早已忍無可忍，只不過苦于沒有合適的機會來打破當前的政治格局，此番對法戰事失利可謂是天賜良機。

當山西、北甯失陷後，慈禧就開始借題發揮，在朝議時多次敲打奕䜣及其他軍機大臣。她時常抱怨道：“邊防不靖，疆臣因循，國用空虛，海防粉飾，不可以對祖宗。”這下好，盛昱等人的彈劾好比瞌睡遞上了枕頭，正好給了慈禧一個絕佳的由頭。

△恭親王奕䜣

三月十三日，清廷下诏，訓斥奕䜣等人“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田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繼而將奕䜣、寶鋆、李鴻藻、景廉、翁同龢等人悉數去職。隨後，慈禧命自己的妹夫醇親王奕譞接替奕䜣，負責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一切事務。

爲了進一步坐實奕䜣等人的罪無可恕，慈禧在四月繼續下發上谕，嚴懲戰敗的一衆西南督撫邊將。唐炯、徐延旭判斬監候；總兵陳得貴、副將黨敏宣于軍前正法；其余潰兵敗將亦按律從重懲治。

至于當初舉薦唐、徐二人的張佩綸、陳寶琛等幾個知名清流刺頭，慈禧也借機將其調任地方，眼不見爲淨。

慈禧操作完畢，激進的言官群體無不拍手稱快，然而，也有一部分大臣爲此憂心忡忡。

前方戰事吃緊，如此嚴懲必將打破原有軍事部署，更容易動搖軍心士氣，使抗法戰局愈發不利。因此，各地督撫紛紛上疏勸谏，請求朝廷法外開恩，給唐炯等敗將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

山西巡撫張之洞認爲：“法強華弱，初戰失利並不奇怪，如果前線一敗就將主帥逮拿，恐怕從古至今軍營裏就不可能有將帥了。”

四川總督丁寶桢是唐炯的老上司了，對唐炯的能力頗爲認可，他在奏疏中寫道：“唐炯罪在當誅，臣不敢爲之妄置一議。但他的才能確實有可用之處，臣不得不好好細陳一番……臣真正惋惜的是如今正是用人之時，而唐炯的才能確實可以一用。”

爲保住唐炯，從不對付的李鴻章和左宗棠竟也聯名上奏，二人表示：“滇軍本就軍器不精，邊兵未練，而唐炯到任也沒多久，山西就丟了，這顯然不全是唐炯的責任。如今朝廷既然恩宥了岑毓英，當下又是朝廷下诏求才之際，像唐炯這樣的人才，洋務雖不是他的長項，但他精通吏治，若朝廷開恩，能夠寬宥錄用，責令其將功補過，則他必能盡心當差辦事。”

這一邊，封疆大吏們保人保得起勁，而另一邊，慈禧卻是氣不打一處來。很明顯，各地督撫並沒有體會到慈禧嚴懲唐炯等人的“良苦用心”，畢竟，寬宥了唐炯等人就相當于減輕了奕䜣黨羽的過失，而此時的慈禧絕不可能給奕䜣留下任何翻盤機會。

數月之後，李鴻章、左宗棠們並沒有等來朝廷對唐炯等人的赦免诏書，反倒是自己意外領到了來自慈禧的黃牌警告。

十二月，朝廷兩次下诏，斥責李鴻章、左宗棠、丁寶桢三人爲唐炯求情一事有誇張、冒昧之嫌，並分給了三人降級留任的處分。

越南戰事失利的噩耗，經過慈禧一番乾坤大挪移，竟成爲她進一步收攏權力、獨攬朝綱的有力武器。

一番折騰過後，慈禧不但徹底清除了恭王一黨的勢力，而且順帶著腳踩漢臣督撫，掌掴清流刺頭，將滿朝文武收拾得服服帖帖，在此不得不佩服這個統治了中國近半個世紀的女人，在政治手腕方面確實有其獨到的天賦。

慈禧將內政收拾的妥妥貼貼，但法國人可不是能夠輕易拿捏的軟柿子，中法戰爭才剛剛開始，慈禧對外則是一籌莫展。

初敗之下，舉國震驚，這也讓本已平息的戰和之爭再度興起……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