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劉少奇首次以新姑爺身份上門看望嶽父母，恰巧同王光美關系最親密的六哥王光英在場。

席間，劉少奇同自己的這個大舅哥交談了許多，還泄一個“密”，而這令妻子王光美當下就不高興起來。

所以，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劉少奇爲什麽要泄密，王光美又爲什麽生氣呢？

1946年，王光美放棄赴美留學，來到了革命聖地延安，並被分配至中央外事局工作，爲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當翻譯。

而也就是這期間，這位原本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結識了曾在毛主席赴重慶談判時代理中央主席，人送外號“小諸葛”的劉少奇。

1948年，中央機關和一衆領導人們經曆延安大轉移的長途跋涉，最終移駐西柏坡。

這時的劉少奇已經過了多年單身無人照顧的生活，長途跋涉抵達西柏坡後，他又緊張投入到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前大量的籌備工作中去，長此以往，他的胃病犯了，體重也降到了48公斤。

也就在這時，王光美也結束先前手頭的工作，來到了距離西柏坡很近的柏裏村。

由于在延安時就已經結識，並留下了不錯的印象，再相遇時，劉少奇特邀請王光美有空到自己那裏坐坐。

而等到王光美真的推門來到劉少奇的辦公室時，劉少奇不禁驚奇地說道：“你真的來了。”

這時，對于王光美來說，斷斷續續兩年的接觸和了解，已經令她從對劉的敬重和對他家庭婚姻生活的不幸，慢慢發生了改變，愛慕之情漸生，而劉少奇的坦誠更令她瞬間紅了臉。

在西柏坡的辦公室，劉少奇直言：“我的年紀比較大，工作繁忙，又有孩子，希望你認真考慮。”

考慮什麽？那自然是兩個人的感情和婚姻了，就這樣直球地求愛方式，不禁令當時其實還是學生身份的王光美不知所措。

好半晌，臉頰绯紅的王光美才回答道：“年齡上我倒沒有考慮那麽多，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們相差得那麽遠，而且我也不了解你個人過去的婚姻等情況。如果我們在一起，我不知道該怎麽相處，要注意些什麽。”

聞言，劉少奇認真道：“你想了解我的曆史，你可以去找安子文、李克農同志。想知道我過去的婚姻狀況，則可去問鄧大姐（鄧穎超），她就住在旁邊的院子裏。”

而後，本著慎重態度的王光美真的去找了安子文、李克農還有鄧大姐，一一了解並征求了他們對自己婚姻選擇的看法。

最終在1948年的8月21日，兩人的婚事就這樣定了下來，並很快傳遍了西柏坡中央大院。

普通的農家院落，外事局同志們做的賀喜蛋糕，還有中央領導人們，一同見證了兩人簡單而熱鬧的婚禮。

而由于同在北平的父母已經兩年不通音信，王光美並沒能第一時間將自己結婚的消息告訴父母，更不用說讓父母見一下他們的女婿了。

一直到1949年北平和天津相繼解放，中央機關和領導人們離開西柏坡，移駐北京香山。

王光美後來回憶起來說，也就是在香山期間，“少奇有一天突然說，光美，什麽時候去你們家看看。”

而王光美當時心想的是，你那麽忙，領導人的行動還要保密，還不知哪天才能真的上門呢。

結果令她沒有想到的是，上門的這一天並沒有等太久。

由于工作原因，劉少奇要進城去華北局，並提出了去一趟嶽父嶽母家，王光美這才趕緊打電話告訴了家裏。

而就在這通電話之前，北平解放前夕，葉帥（葉劍英）被任命爲軍管會主任兼市長，曾在進到北平城之前，特意詢問王光美：“你有什麽話需要我帶給你家裏嗎？”

王光美直言：“也不用，我都挺好的，不過你要是有什麽事情，或者需要了解什麽情況，可以找我家的人，我妹妹她們都是共産黨員。”

就這樣，王光美便將自己家裏的電話給了葉帥。

而等到葉帥帶軍進駐北平後，他親自給王光美家裏打了電話，告知王家父：“你們的女兒王光美已經同我黨的劉少奇同志結婚了，馬上就可以回家了……”

結果因爲葉帥的廣東口音太重，王家父母只聽了個大概，具體的都沒聽懂，不過至少知道了女兒嫁人了，對方叫劉少奇。

因爲對共産黨的領導人了解很少，最常聽的也就是毛主席、朱德，挂斷電話後，王父就趕緊跑到西單市場書攤，找到了一本介紹中國共産黨的日文小冊子（王父全名王治昌，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是民國時期在北京政府從事經濟活動管理中國經濟的重要人物，同時敬佩南方革命黨人，被譽“絕無黨派門戶之見”，後決心退出政治舞台，帶著妻兒子女閑居北京，將諸多子女撫養成人成材）。

在那本小冊子上，王父翻到了對劉少奇的介紹，只說他是湖南人，人送外號“小諸葛”，而這也便是王家人對女婿僅有的全部了解了。

當再接到女兒親自打來的電話，說要帶著女婿上門的時候，王家父母不禁有些緊張。

他們雖然不清楚這個女婿具體的職務是什麽，有什麽樣的地位，但隱約察覺到，對方是一位領導人。

因爲從小冊子上了解到劉少奇是湖南人，王家父母特意去西單的湖南風味飯館曲園酒樓訂了一桌菜。

等到上門這一天，王父還特意換上了對貴賓表示尊重的長袍禮服，而和王光美年齡相差最小，關系也最親密的六哥王光英則提前跑到西單市場，給妹夫買了條駝、灰兩色相間的方格薄毛圍巾，作爲禮物，並在見面的時候換了一套筆挺的西裝。

一家人站在北房的堂屋迎接，而劉少奇也十分注意禮貌，特地沒有讓警衛員進去，隨後由王光美主動作了介紹。

劉少奇第一次見嶽父嶽母，首先說了這樣一句話：“兩位老人家不容易啊，你們教育這麽多孩子爲黨工作，這些年爲難你們了！”

這一番話瞬間令王家父母備受感動。

一家人坐下來寒暄說話，王光英于是將自己一早准備好的圍巾拿了出來，送給了劉少奇。

劉少奇也沒有想到送禮的環節，腦中也並沒有送禮的概念，圍巾他雖然收下了，卻緊接著又說了一句：“我們沒這些規矩，以後不要搞了。”

不過說歸說，那條圍巾，他還是十分珍視的，要不然不會在後來帶了十幾年。

至于送禮的人，也就是王光美的六哥王光英，當時他原本正在天津經營化學廠，爲了回家過年才從天津回到北平，原本他打算過完年就返回天津的，結果因爲戰事沒有結束，路都沒通，他只能留在北平，結果就這樣趕上了妹妹第一次帶劉少奇上門。

聽說王光英在天津辦廠後，劉少奇自然地同他聊起了天津工商界的情況，當王光英說起自己不想再帶“資本家”的這頂帽子，不想再幹工商界的事情時，劉少奇則認真勸說道：

“共産黨員、幹部，我們黨內有許許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卻不多，你如果穿著工商界的衣服，屁股能坐在共産黨、工人階級一邊，那就很好嘛，也可以爲黨工作嘛！”

這番話，對于當時剛滿三十歲，不願意當資本家，想改行的王光英來說，可以說是令他豁然開朗。

談話過後，該吃飯了，面對一桌子的湖南菜，劉少奇十分欣喜，席間，不知是吃得開心一時放松還是怎麽回事，劉少奇突然又對王光英說起，他過幾天要到天津去一趟，到時候天津有什麽情況可以向他反映。

而也就是這句話，令王光美當下聽了便有點不高興。

吃完飯告別父母兄長，和丈夫一同坐車離開時，王光美就將此前飯桌上生氣的點一股腦說了出來：“你過幾天去天津，我都不知道，你怎麽就告訴了我哥哥呢？我是黨員，他還不是呢。”

對于常年在中央機關接受保密教育的王光美來說，丈夫的行蹤同樣是保密的重要內容，所以她從不敢對外人透露丈夫的活動，哪怕是對自己的家裏人，而劉少奇突然在席間自爆泄密，這也難怪王光美不高興了。

而對此，劉少奇當時並沒有解釋，後來，王光美才知道，劉少奇是有意泄密，將自己的行蹤告知王光英的。

原來，1949年1月15日平津戰役快結束之時，天津解放，不久後，伴著過年的鞭炮聲，1月31日，農曆大年初三，北平解放，北平和天津統一歸華北局管，這兩座城市雖緊挨著，但是情況不大相同。

和曾長期處在國民黨和日僞統治下，經濟早已爛攤子的北平相比，天津的工商業相對更加集中，再加上此前接管政權很順利，按理來說天津在解放後經濟上應該是搞得比較好的，但實際情況則不然。

天津解放後，經濟形勢並不好，一些資本家因爲害怕清算消極生産，有的甚至准備攜款外逃，而接管天津的同志們又缺乏同資本家打交道的能力，這樣下來私營企業普遍關門，開工的不足三成，再加上新接收來的國營企業一時難于正常生産，導致大批工人失業，上百萬人生活沒有著落，以至于天津的經濟工作難做。

這令當時奉命主持華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十分焦急，兩次給中央寫報告，希望中央重視，幫助解決，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劉少奇接到命令，去天津調查，解決問題。

而他之所以有意就自己接下來要去天津的事情告訴王光美的六哥，正是爲了讓在天津經營辦廠的王光英回去和天津的工商界通氣，要他們安定下來，恢複生産。

畢竟天津工商界當時的症結所在其實就是缺乏溝通，互不信任，而王光英雖然不是組織上的人，但家裏人的關系，令他一心向著我黨，而他另外的身份，自1943年後，他便曆任天津近代化學廠廠長、天津利生針織廠廠長，天津市工商聯秘書長，同樣的話，由他說出來，勢必更受天津工商業者信任，這樣由他來充當這個中間人在合適不過。

不久後，在北平城的調查結束，劉少奇回到香山，對北平的工作，包括今後如何建設新北平的問題作了指示，而後又按照幾點安排，動身去了天津。

而王光英，回到天津後，即按劉少奇交代的，及時穩住了天津工商界。

後來，他在在工商界聯合會的秘書長這樣一個在黨和政府與資本家之間充當橋梁的重要位置上一幹就是10多年，並將自己的廠子全部捐給國家，後又曆任天津市政協副主席、河北省副主委、天津市主委等職，改革開放又任天津市副市長。

1981年，年逾花甲的他又主動請纓，與外商合作，創建光大，成爲光大集團的創始人，爲香港經濟做出重要貢獻。

晚年時，回憶自己一生的選擇，他直言，是當初同劉少奇的第一次見面，劉少奇對他講的那番話，“明確了他一輩子的努力方向，成爲了一輩子受用不盡的座右銘”。

此後，從一開始的力圖擺脫資本家帽子，到心甘情願，作爲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優秀代表，立足大局，王光英爲國家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2018年10月29日，王光英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自此走完了紅色資本家的一生。

如今斯人已逝，昔日的郎舅情令人感懷，他們爲祖國做出的貢獻更將在歲月長河中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