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5日晚間，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突患腦溢血，在莫斯科郊外昆采沃的別墅中去世，享年74歲。毛澤東在得知這個噩耗以後，非常難過，據他身邊的衛士回憶，那天毛澤東許久沒有說出話來，他甚至連飯也不想吃了，只是一個勁兒地吸煙。
毛澤東和斯大林
後來毛澤東雖然沒去莫斯科參加斯大林的葬禮，但還是到蘇聯駐華使館進行了吊唁。吊唁結束後，毛澤東在返回的路上，突然對秘書葉子龍說：“斯大林太累了，高處不勝寒啊！我不想再當主席了，想盡早從這個位子上退下來。”
毛澤東之所以說出這麽一句話，是因爲他從斯大林的突然逝世，想到了“接班人”的問題，此後他開始有所調整和安排，如撤銷政府黨組幹事會，加強計委的權限。1953年下半年，毛澤東正式提出了中央最高領導層分爲“一線”和“二線”的設想，所謂“一線”，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線”就是不主持日常工作。毛澤東的設想是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常委處于第一線，他自己處于第二線，然後他在適當的時候，從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職位上退下來。
1954年9月，中共中央建立秘書長會議制度，其內容是在中央書記處下設立一個秘書長辦公會議，負責協助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研究、處理日常事務。毛澤東對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說：“工作你們去做，然後都統一用中央的名義，政治局也好，書記處也好，不用秘書長的名義。”
鄧小平
秘書長會議制度建立後，中央領導層一線、二線的分工已現雛形，從這時開始，劉少奇和鄧小平成爲了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兩位主要領導人。
1956年9月，黨的“八大”在北京召開。毛澤東決定在“八大”以後，進一步從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解脫出來，他在“八大”前的七屆七中全會上，提議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毛澤東是這麽說的：“我在這裏還要談一下關于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上一次也談過，中央准備設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陳雲同志。另外還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名單還沒有定，但總書記准備推舉鄧小平。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這樣就比較好辦。”
毛澤東和鄧小平
中共中央總書記這個職位，是要在“八大”上增設的，這可以說是毛澤東爲鄧小平量身定制的，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爲了培養鄧小平當接班人。
毛澤東還對鄧小平說：“權力當然不止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但是總要有一個核心機關，經常注意問題。中央的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薦爲元帥。書記處的總書記就是鄧小平，你就當個副元帥。行不行？毛澤東爲元帥，鄧小平爲副元帥。你們贊不贊成？如果贊成，就照這樣辦。”
鄧小平聽後推辭說：“我還是比較安于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
毛澤東卻笑著說：“秘書長改爲總書記，那只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于中國的秘書長嘛！”
毛澤東又對參會的同志們說：“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
毛澤東和鄧小平、王稼祥
在毛澤東的推薦下，鄧小平在“八大”上正式當選爲中共中央總書記，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這對于培養鄧小平駕馭大局的能力，是一個必經的階段。
總的來說，毛澤東對于“一線”和“二線”的規劃，産生了很積極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培養了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全面領導黨和國家工作的才幹，後來鄧小平之所以能夠成爲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與他在擔任總書記時期積累的工作經驗和鍛煉出的領導才幹是分不開的。
不過從50年代末期開始，毛澤東認爲一線的領導同志做決定時經常越過自己，這讓他非常不滿。在1958年的南甯會議上，毛澤東專門批評了這個現象，他還特意編了一個口訣：“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毛澤東特別強調：“集中，只能集中于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一個核心。”
毛澤東（右）
1960年，毛澤東越來越覺得中央和地方自以爲是、我行我素的現象日益嚴重，無法容忍。1964年12月27日，董必武在中央的一次工作會議上說：“現在縣以上幹部應定期調換，過去封建王朝就是3年一輪換。”
毛澤東認爲董必武的意見很對，于是直接在會上發了火：
現在15年了，成了獨立王國。北京，我說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兩個獨立王國，你們去猜，我不講了！
毛澤東
盡管當時毛澤東沒有點名，但後來吳冷西回憶，在一次人數很少的常委會上，毛澤東挑明了這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是中央書記處，一個是國家計委。
爲什麽毛澤東會說出這番話呢？因爲加強請示報告、實行集中統一領導，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中共這樣一個大黨，是被實踐證明正確的組織保障、制度保障和紀律要求。以毛澤東爲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正是在集體的堅強領導下，才帶領人民群衆建立了新中國、過上了好日子。毛澤東的這番話，在今天依然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