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1日，第8戰區副司令兼第34集團軍總司令、號稱“西北王”的胡宗南，派出高級參謀胡公冕，按照議定的日程，到延安與我方進行談判。胡公冕原是黨員，後投靠了國民黨，對我黨一直是同情的態度。

當時整風運動剛進行到一半，康生在胡公冕到延安的前一天晚上，進行大逮捕行動。人數不可考，師哲回憶超過400，並且這些人都是在沒有足夠的證據指明下，被秘密逮捕的。

3個月後，康生在一場大會上，做了一份堪稱“恐怖”的報告。朱德當衆反駁，表示不滿：“你的意思是不是，開過會後，我就不該再信任自己的朋友和戰友了？是不是說，我該擔心自己被捕？”朱德說完，不待康生反應，就回到座位坐下。

不知道是巧合，還是確有聯系，1943年7月，胡宗南曾對延安有想法，制定好計劃准備進行突然襲擊；因此事被胡宗南的機要秘書、我們地下戰線的同志熊向晖曝光，遂作罷。

有特務是有特務，但數量絕對沒有康生抓得那麽多，否則我們還怎麽抗日，怎麽跟頑軍鬥？

因爲康生的“搶救行動”，鬧得實在太大，影響過于惡劣了。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特地以個人的名義，給毛主席發來一封電報。季米特洛夫是前共産國際主席。共産國際當時已經解散。

從1935年共産國際七大開始，季米特洛夫就開始跟我們頻繁打交道。共産國際解散之後，他與我們的聯系也沒斷，盡心盡力地協調莫斯科與毛主席的關系。

季米特洛夫對中國革命，做了兩大公認好事：一是推動我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形成；二是大力援助紅軍，幫助我們發展。其實，季米特洛夫還有一大功績，那就是鞏固毛主席在中央的領導地位。

1937年11月底，王明來到延安，毛主席表示“這是一件喜從天降的大喜事”，進行了熱烈歡迎。可一切的美好，僅保持10天不到就消失了。毛、王之間出現意見分歧。而這，其實是早已注定的。

王明回國前，季米特洛夫曾提醒說：“你回去後並不能代表共産國際，你離開中國太久，對中國的革命實際不太了解。所以你回去後，應以謙虛的態度，尊重中共的領導同志。”

季米特洛夫說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領袖，那就是朱老總和毛主席。他還不留情面地對王明說：你不要自封領袖了。王明的作風，季米特洛夫早有耳聞，他並不喜歡。

王明沒聽季米特洛夫的話，一回來就又想搞原來在中央蘇區搞的那一套。1938年9月，剛從莫斯科回來的王稼祥，在政治局會議上，轉述共産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有問題，機關要在毛澤東爲首的領導下解決。”

季米特洛夫讓王稼祥將這口信，傳達中共全黨。共産國際在中國的地位和威望，是後來人無法想象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無疑是力挺了毛主席，嚴厲打擊了王明的上躥下跳。

1943年年底，季米特洛夫給毛主席發去的電報，講了兩件事。第一件是毛主席的孩子，在莫斯科的學習情況。第二件，是康生弄出來的政治問題。

季米特洛夫告訴毛主席，自己要講的話，是基于私人友情。他希望毛主席能阻止康生，不要把周總理等人排除出黨，應該把他們這些人留下，讓他們繼續爲黨工作。

其實，季米特洛夫明顯多慮了，毛主席從沒有這樣的意思，周總理也不可能被康生弄得“開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