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起中國曆史上的知名冤案，明代英宗年間的“于謙”案，可以說是首當其沖的代表。作爲力挽狂瀾于即倒，幾乎憑借一己之力扭轉整個明朝命運的英雄，如果不是于謙在北京城下的奮戰，可想而知，明朝很有可能會提前兩百年滅亡，或者步入宋朝的後塵，再現南北分裂的結局。
但就是這樣一個忠誠于國家和民族的英雄人物，最後的下場卻並不怎麽好，在明英宗複辟後，于謙被冠以“謀迎立襄王子”的罪名殺害，盡管死後沉冤得雪，但是他的死，還是留下了一個千古遺憾，同時也留下了一個疑問：
爲什麽這樣一位忠貞不屈的大臣，最後會落得一個悲慘的結局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從深層次去分析。
首先，我們要先糾正一個誤區，那就是“對皇帝的忠誠，不代表對王朝、對國家的忠誠”。因爲國家和王朝是可以長久存續的，但是皇帝卻可以改變，因爲不可能有一個皇帝能活幾百歲。因此有的時候，國家和皇帝的利益，勢必會發生一些沖突。
朱祁鎮就遇到了這種事情，在“土木堡之變”中，他被瓦剌人所俘虜，成爲了異族的階下囚，而這個時候對于大明朝廷來說，他們就不得不面對一個艱難的選擇，那就是要皇帝還是要天下，如果要皇帝，那麽在瓦剌人手中的朱祁鎮，就會被當成一張“銀行卡”，可以不斷從大明這台“提款機”裏取錢，最終把大明王朝徹底拖垮。
所以于謙在這裏就做出了一個艱難的選擇，那就是擁立郕王朱祁钰上位，是爲明代宗景泰皇帝，這樣就讓明朝獲得了大義名分上的主動權，同樣是皇帝，朱祁鎮的說服力就小了，瓦剌也沒辦法再利用朱祁鎮獲得什麽好處。
但是于謙這麽做，雖然對得起大明王朝，但是也把自己放到了一個尴尬的位置上，既然他擁立了新皇帝，那麽客觀上，他對于明英宗的忠誠度就會打問號，尤其是後來景泰帝出于各種原因，堅持不允許朱祁鎮回到大明，在草原饑寒交迫的朱祁鎮，自然也會恨上于謙，覺得正是因爲于謙對自己的不忠誠，所以才會導致自己有這麽悲慘的下場，其實從這個時候開始，于謙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只要明英宗重新上位，于謙是必然會死的。
這也就是于謙死的第一個原因，簡單來說就是他忠于國家，但並不忠于皇帝。
另外一個原因，在于于謙得罪了整個“奪門之變”中幾乎所有的主要成員，其中最關鍵的兩個，徐有貞和石亨，都跟于謙有大仇，徐有貞當年在土木堡之變後，是力主遷都的人，本來都已經快被接受了，結果于謙站出來怒斥徐有貞，並且說誰敢遷都誰就是禍國殃民的罪人，這件事讓徐有貞徹底失去了士大夫的尊嚴和社會地位，被下放到基層很長時間。
因此在後來徐有貞依靠搭上了朱祁鎮的關系，重新獲得權力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報複于謙。
另外一位石亨，此人是首都保衛戰中的名將，在抵抗瓦剌的過程中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能夠上位其實就是于謙的推薦，但是後來他想要投桃報李推薦于謙兒子的時候，反而讓于謙開始懷疑他的人品，並且對他大加貶斥，石亨看到自己的好心被于謙當成了驢肝肺，轉而也對于謙産生了極大的怨恨。
那麽結果都可以想得到，在“奪門之變”成功後，這兩個人必然要想辦法去跟朱祁鎮說清楚，折騰報複于謙，發泄自己心頭之恨。于謙最後被處斬，跟得罪了這兩個重要人物，也有很深的關系。
第三個原因，于謙的死，是爲明英宗重新獲得權力的合法性背書，我們都知道，“奪門之變”本質其實沒有說得過去的理由，因爲景泰帝沒有兒子，他所立的太子依然是明英宗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的成化皇帝朱見深。所以英宗這次政變，連基本的法統傳承合法性都找不到，哪有爹搶自己兒子皇位的？
所以明英宗就必須要找到一個合理的理由，同時找到一個合適的背鍋人，來強調自己是無辜的，是被迫才實行的政變。那麽背鍋人誰比較合適的，自然就只有于謙了。首先于謙本身是當時的重臣，有足夠的權力和地位來背鍋，找一個小蝦米，就算把責任推給他也沒人相信，其次于謙的性格剛直，朝廷裏是孤臣，讓他背鍋，不會有人出來說三道四。
所以明英宗就給于謙推了一個“迎立外藩”的罪名，來誣陷于謙有異心，不忠于朝廷，用這個理由殺了于謙也算是名正言順。
因此朱祁鎮出于個人的憎惡，手下人的建議和現實政治的需要，這三點共同作用下，就把于謙給殺了。
只不過朱祁鎮這麽做，反而讓于謙的形象更高大了，畢竟“公道自在人心”，于謙到底是不是奸臣，人民百姓都看得很清楚，甚至不只是人民百姓，連朱祁鎮的親兒子，後來的成化皇帝朱見深都很明白，所以朱祁鎮一死沒多久，成化皇帝就給于謙平反了，讓于謙的聲望得以恢複，並且還在西湖邊爲于謙修繕了墳茔，自此于謙就成爲了“西湖三傑”之一，跟嶽飛並列。
當然，盡管如此，殺死于謙的負面影響還是很重，實際上在于謙死後，明朝就很難在找到跟于謙一樣的忠臣來一心報國了。這其實也爲後來明朝國力衰退，逐步走向滅亡埋下了伏筆，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看，朱祁鎮不僅自己走了一步臭棋，還連累了後來的明朝，失去了自己的忠臣，畢竟人心都散了，明朝的精氣神也去了一大半。
朱祁鎮也確實是個不折不扣的精致利己主義者，他眼裏也只有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完全不會去考慮國家的發展和未來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