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唐朝經曆八年的內亂，玄宗晚年開始，肅宗任內延續，代宗初年結束。安史之亂，被視爲唐朝由盛世轉向衰落的轉折點，所謂轉折點，就是事件帶來前後兩個不同的景象。

安史之亂後，唐朝面對兩大挑戰，其一是藩鎮割據。唐室爲了盡快結束戰事，一方面以節度使職位獎勵唐軍將領，另一方面以節度使職位召降叛軍將領，于是節度使的數目急增，由開元年間的十大邊鎮增加至亂後的四十多個，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

開元年間，兵鎮雖然坐擁重軍，但尚能維持君尊臣卑的關系。安史之亂後，藩鎮按其利益，公然抗命，甚至不時叛亂，又拒絕上繳稅項及自立繼任人等，藩鎮坐大，以東北地區爲甚，中央形同虛設。

安史之亂後，唐朝面對兩大挑戰，其二是宦官之禍。經曆安祿山的叛變，君主對武將有所猜疑，委任宦官擔任樞密使，又委派宦官至地方監軍。

非常致命的是，肅宗委派宦官李輔國掌握禁軍，既因信任宦官，也回報他擁立之功。從此宦官掌握禁軍，從而控制君主，幹預朝政，不但操控朝廷的人事任免，甚至廢立君主。

玄宗年間，宦官高力士得寵，但未有直接幹預朝政，但憲宗以後的十位君主，其中七位被宦官擁立，反映宦官之禍，君主如同傀儡。

唐太宗善用不同出身的人才，反映人才鼎盛的現象。安史之亂後，不同出身的大臣帶來的卻是黨爭現象。其中牛李黨爭曆憲宗至宣宗延續四十多年，牛黨以牛僧孺爲首，多出身于平民百姓，以進士踏進仕途，李黨以李德裕爲首，多出身于世家大族，以明經踏進仕途。

實際上，牛李黨爭是宦官派系之爭的棋子，或是節度使在中央的代言人。黨爭所反映的，是中央政府的沒落，君主無法駕馭政治局面的寫照。

唐太宗至玄宗年間，對外族恩威並施，被尊爲天可汗，反映唐朝聲威遠播。安史之亂期間，唐室雇用回纥兵平亂，唐朝的聲威不再。

安史之亂後，唐室無力顧及邊防。回纥自恃平亂有功，對唐室多番苛索，構成長期邊患。吐藩乘勢而起，一度奪取河西，攻占長安。此外，南诏、契丹等也乘虛侵擾。邊防的威脅，唐室更需要節度使鎮守邊疆，進一步鞏固藩鎮割據的局面。

唐太宗施行租庸調制，爲民制産，其成效或許被後世美化，但卻反映了當時經濟的安穩，可以采取較笨拙的稅制。安史之亂期間，兩軍沿黃河互相攻伐，對北方經濟帶來嚴重破壞。戰亂令大量百姓流離失所，戶籍散失。

長期而言，北方經濟難以複原，南方經濟得以發展，形成經濟南移的現象。但對唐室而言，安史之亂使租庸調制難以施行，北方經濟也維以供給朝廷需用，于是唐朝依賴南方藩鎮的供養，進一步鞏固藩鎮割據的局面。

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至衰的轉折點，戰亂前相對安穩，但安史之亂後，各項亂象浮現，包括藩鎮割據、宦官之禍、黨爭興起、邊患困擾、經濟崩潰等。

不過話說回來，轉折點不能簡單等同于衰亡因素，因爲安史之亂大約在唐朝國祚的中間位置，安史之亂後，唐朝還維持了一百五十年，即使是苟延殘喘，也能經曆較很多朝代國祚更長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