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追求經濟增長的邏輯在我看來是一脈相承的，這個道理放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樣的，一個國家、一個家庭、一個個體，追求經濟增長無非就是想要過上更好的生活，用祁同偉的話來說：“我太想進步了。”

但進步，顯然不能靠單靠個人的主觀意識，對一個經濟體來說，要想更上一層樓，自然也不能簡單依靠主觀意識，僅憑一張A4紙，我們當然無法更進一步。

因此，要想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我們不僅僅要考慮如何說，更要考慮如何做。

但問題在于，該怎麽做呢？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自1960年以來，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都出現了追趕式增長，但只有少數幾個真正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如韓國、新加坡、以色列和愛爾蘭等。

而另外一些國家，如法國、加拿大等，它們在1960年時就是高收入國家，今天仍是高收入國家。

而像柬埔寨、坦桑尼亞等，過去就是窮國，如今依然是窮國。此外還有許多國家幾十年來一直保持中等收入水平，似乎始終無法實現向高收入水平的突破——這些國家便陷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和南美洲的阿根廷都是其中的代表性國家。

而我們，所面臨的情況相對來說又要複雜一些。

根據經濟學家林毅夫的預測，我國經濟在2024到2035這12年內，每年仍然會有8%的增長潛力，能實現5-6%的增長，“快則一兩年，慢則兩三年，我們就能成爲高收入國家。”

這裏的高收入國家，當然指的不是發達國家，而是世界銀行定義的人均GDP在1.3萬美元以上的經濟體，就被視爲高收入國家。

更進一步，林毅夫還預測今後我國的人均GDP能夠達到美國的一半，美國的人均GDP是多少呢？是七萬多美元，也就是說我國的人均GDP今後能夠達到三萬多美元，這也就相當于拿到了發達國家的入場券。

林毅夫的依據是，現在的一些高收入國家在進入老齡化之後，經濟仍以較高的速度增長，而林毅夫口中的老齡化標准是65歲及以上的老人占總人口的7%。

這位經濟學家的預測之所以很難實現，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國2023年的老人已經占比達到15.4%了，而一個更現實的數據是：在老人占一個經濟體人口之比超過15%之後的12年時間裏，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年均GDP增長率超過4%，其中高收入國家作爲整體只有1.8%的增長率。

換言之，如果林毅夫的預測是真實可靠的，那麽我們又將再次突破人類經濟增長極限，創造新的曆史。

但這有可能嗎？

我想，阻礙我們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難題，其實還是人口老齡化。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都遠遠低估了一個老齡化社會對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影響，這背後的原因可能是我國社會總體沒有經曆過老齡化，但從世界各國的曆史經驗來看，老齡化對一個經濟體的危害，是非常可怕的。

人有生老病死，一個經濟體也大體遵循著類似的發展路徑；一個老齡化社會會改變人的生理、心理、行爲，從而影響生産和消費乃至創新，最終降低經濟活力。

隨著我國年齡中位數的增長，65歲以上老人占比的提高，經濟增長率可能還會繼續放緩，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能夠逃得掉。

從全生命周期來看，45歲和50歲是分水嶺，低于45歲年齡段的人口占比與經濟增長率直線正相關，高于此年齡則相反。

而新生兒的作用則在于，兒童擁有巨大的消費力，是一個家庭未來的希望，當一個社會裏新生兒越來越多，家庭之間的凝聚力和對未來的創造力也就更大，因此新生兒能夠很大程度上提振一個社會的經濟信心，因此兒童占比與經濟增長率也正相關。

反過來，當一個社會裏新生兒數量不斷走低的時候，也反映了人們對未來的悲觀預期，不生娃正是因爲人們對自己未來的收入沒有信心，無法承擔育兒的壓力和重擔。

哪怕是不從經濟的角度來看，近年來人們對于生育和結婚的行爲變化，也大體上能夠反映出人們對未來的悲觀預期，這恰恰是一個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到來的征兆。

追根溯源，今時今日的人口問題，最早可能要追溯到計劃生育時期的人口斷代，以及此後的房地産高歌猛進，乃至育兒成本的增長，這三大因素都共同造就了今天年輕人對生育的排斥甚至是抵觸心理。

或許過去十幾年來我們的經濟增速有目共睹，創造了一個世界經濟的奇迹，但反過來，在宏觀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我們的各項成本也在高速增長，甚至增長的更快，遠遠超過了人們的收入增長。

根據前北大國發院院長周其仁統計的數據顯示，企業稅負包括社保增速是遠高于GDP增速的：

“1995-2012年是我國高速增長的這段時間。我們名義上的GDP增長了8.6倍，全國工資總額漲了8.8倍，稅收漲了16.7倍，地方除稅收以外的收入漲了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險一金增長了28.7倍，土地出讓金則漲了64倍。”

這些成本的飛速增長，遠遠超過了人們收入的漲幅，如今基建和房地産不斷接近天花板，更考驗經濟增長所以來的消費增長驅動，反倒變得乏力。

這其實很好解釋，過去積累的財富增長，在房子和教育醫療等問題上，其實已經被消耗得差不多了，如今要想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但人們的收入卻完全跟不上。

這是我們過去經濟發展模式反映到今天的結構性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還面臨著一個老齡化的社會，就更難上加難。

我國2023年的65歲以上老人的占比，50歲以上人口占比和中位年齡分別相當于高收入國家（整體）2010年、2022年和2023年的水平，由此可見我們和高收入國家的人口結構很接近，但另一方面，我們的人均GDP卻只有高收入國家的四分之一，是非常典型的未富先老。

我們還未富有，但卻已經老去。

這會帶來一個什麽問題？養老變成了負擔，不僅僅是老人自己沒錢養老，可能家庭也難以供養老人的養老，未來就需要財政的進一步補貼扶持，最終又會拖累宏觀經濟的增長。

日本一直都是非常典型的老齡化國家，而在發達國家中，日本應對老齡化危機其實做的非常好，在日本人口結構和2023年的我們接近的12年時間裏，日本年均GDP只增長了不到1%。

而德國同樣作爲老齡化國家，年均GDP增長也不到2%。

當然，這未必說明我們的未來會面臨如此嚴峻的增長形勢，畢竟在很多其他層面，我們和德國日本還有不同之處，但人口的老齡化會經濟增長構成的挑戰，的確是非常大的。

當一個經濟體長期增長放緩，就會受累于老齡化人口的下行壓力，最終不得不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難以自拔。

按照我們今天的人口結構如此發展下去，假設這個過程中沒有任何激勵措施的話，那麽未來我們的增長率可能真的會持續性放緩。

這是全球所有老齡化國家的共同特征，沒有一個例外。

當然，就預測而言，曆史已經證明林毅夫的“不靠譜”。

美國經濟早在1872年就超過英國，到二戰時美國經濟已經占全球一半，此時美國才站出來主導國際秩序；而我國2008年的經濟只有美國經濟的31%，當時林毅夫就曾說2030年我國經濟是美國的2.5倍，李稻葵還進一步預測2049年我國經濟將是美國的三倍。

這些預測在今天來看，我們已經能夠看到其中的荒唐。

決定一個經濟體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長期的增長動力。

增長從哪裏來呢？

按照今天我們的經濟模式來看，其實無非就是消費，消費已經逐步取代投資和出口，成爲拉動經濟增長的最大馬車，但消費本身又取決于人們的收入高低。

盡管我們在汽車産業的優勢無與倫比，但汽車産業背後是依靠消費驅動的，美國底特律在上個世紀就是汽車制造之城，隨著底特律的衰落，美國的經濟衰落了嗎？

並沒有。

日本汽車在上個世紀末也曾傲視全球，但照樣抵不住日本經濟的泡沫破滅和日本三十年陷入停滯。

蘋果放棄造車的背後，也大體上說明了汽車行業整體的利潤率，其實也就一般。

而我國汽車産業到今天的確實現了彎道超車，但價格的內卷未來大概率也會讓一種國産品牌被迫死于激烈競爭之下，汽車産業利潤本來就一般，哪怕是利潤率最高的保時捷，也很難做到一個很高的利潤。

而國內的汽車市場又如此特殊，在各大汽車廠商瘋狂卷價格的當下，如果要想依靠汽車産業突圍實現較高的增長，難度不亞于讓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太學走鋼絲、吊威亞。

說到底，收入高低決定人們的消費水平高低，盡管我們擁有幾乎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但由于我國經濟結構差異巨大，人均收入失衡，在很多品類中，能夠真正做大的，其實並不多。

單以民營企業市值來看，市值最高的騰訊是怎樣的傲人業績？旗下兩大社交神器，一個QQ一個微信，兩者相加的用戶數量幾十億，手裏還有遊戲這一現金奶牛，但即便如此，騰訊市值才多少？

騰訊最新的市值2.7萬億港元，換算成美元的話，也就3452億美元左右，作爲對比，同樣差不多用戶體量的Meta市值則高達1.26萬億美元。

市場大，不代表利潤大，更不代表著我們就更容易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相反，正是由于市場龐大，地區間的經濟發展不均衡，我們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也就更難。

在老齡化危機之下，我們的後發劣勢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大。

以歐盟爲例，2018年歐盟15-59歲勞動力開始負增長，人口結構比美國還老，人均GDP從2008年相當于美國的77%降至2022年美國的49%，其中西班牙、希臘從73%、66%降至39%、27%。

韓國也是類似的趨勢，韓國的人均GDP從2018年相當于美國的53%降至2023年的41%，日本就更慘了，從上個世紀末人均GDP超美國位居全球第一，到今天日本人均GDP已經不到美國的一半。

盡管這些國家所面臨的狀況各有不同，但彼此的共同點都是人口老齡化。

隨著人口結構的根本性轉變，按照如今的人口結構判斷，我們未來的GDP增長率可能會有一個明顯的L型走勢。

我們能不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這是一個看起來近在咫尺卻又遠在天邊的一件事。

說它近在咫尺，那是因爲2023年我國的人均GDP爲12681美元，離高收入標准只差幾百美元，連一千美元都不到。

但說它遠在天邊，那是因爲世界銀行對高收入國家的定義是和美元挂鈎的，如今我們的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加之一系列債務問題導致利率不斷下調之下，我們和美元之間的彙率，可能還會進一步變動。

除此之外，低生育率還將導致低通脹甚至通縮，而收入的差異也可能導致內需不足，産能過剩，這讓人民幣和美元的利差可能還會擴大。

目前，盡管我國人均GDP已經無限接近1.3萬美元，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人均GDP的44%，這意味著中産群體在我國依然是少數，未來我們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要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到占GDP的60-70%的正常水平，這意味著我們的收入需要增長。

除此之外，我們還要跨越老齡化陷阱，突破人口結構的制約。

而要想實現這兩點，需要對整個社會進行全方位的革新，其難度恐怕不亞于1978年引入市場經濟。

增長看起來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但只看重增長，也會留下諸多曆史遺留問題，增長本身，它也是有陷阱的。

而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更多的實操層面的可行性，依然是一個巨大的難題，懸而未決。

end.

作者：羅sir，新青年的職場內參。關心事物發展背後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關注我，把知識磨碎了給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