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朝時期，邊疆時常燃起烽火。

戎狄，這個被華夏視爲蠻夷的部落群體，與周朝一次又一次的正面交鋒。這究竟會是戰爭的烙印還是文化創新的序章？

在多次碰撞與交融中，這場拉扯的結局又會是什麽？

在先秦時期，區分“戎狄”與“華夏族”的標准並非一成不變。“由于華夏族諸國占據中原，經濟發達，文化先進，故在周人的心目中，華夏是所有非中原族群的中心之國。”

田繼周認爲：“周時的華夏、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五大民族集團的劃分，完全合乎民族劃分的標准。它們的語言不通，服飾不同，習俗不同，當然也表現了經濟文化的不同。至于地域之不同，這是不言而喻的。所謂東西南北中，就是地域的劃分，除此之外，甚至在人形和性格上，也有人加以描述。”

華夏族與戎狄之間的區別體現在政權組織、經濟水平、文化水平等方面，可從考古發掘中探究一二。戎狄與華夏族的交往以戰爭和沖突爲主，在交往中促進了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說文解字》中釋義“戎，兵也。”西周時期的“戎狄”更多指的是不臣服于周王室的統治的少數部族。《左傳·襄公十四年》載：“戎子駒支對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贽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戎狄的生活習性與華夏族有明顯的差異，從文獻來看，《禮記·王制》雲“西方曰戎，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載：“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發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楊伯峻注“足證披發爲當時所謂夷、狄之俗。”這些差異大多是由于生活地域的氣候、自然環境不同導致的。

戎狄社會有自己的首領，並配有簡單的政治系統，文獻中有相關記載。《古本竹書紀年》雲：“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季曆伐西落鬼戎，俘獲“二十翟王”，翟王應是西落鬼戎的首領，“翟王”在族群中的地位尚未可知，但足以證明戎族有自己的政治體系，有自己的領導者。又見《史記·秦本紀》中記載載：“戎王使由余于秦。”

《史記正義》釋：“由余，戎人姓名。”戎王指派由余使秦。又見小盂鼎銘文記載：“盂拜稽首，以獸進即大廷。王令榮……獸，厥故，（曰）：伯……鬼聞，鬼聞且以親……從。”

李學勤認爲“獸”即“酋”，鬼聞爲鬼方之君。三酋向周人招供鬼方與之交戰的原因，可見“三酋”應爲鬼方的小首領，鬼聞則爲鬼方之君。從考古發掘來看，發掘的東周戎狄墓較多，戎狄墓葬的隨葬品的數量，墓葬形制都有一定的差別，等級分明，據考證一般偏洞室的墓主身份較爲特殊，東周戎人墓地中已經明確地顯示出階級分化，筆者認爲在較早的西周時期的戎人社會應該已經有了等級差異。

戎狄有自己的軍隊、兵器。多友鼎銘文所記載：“執訊廿又三人，浮戎車百乘一十又七乘。”，師同鼎銘文記載：“畀其井（刑），師同從，折首執（訊），寽（掠）車馬五乘，大車廿，羊百挈，用（造）王，羞黾，寽（掠）戎金胄卅、戎鼎廿、鋪五十、鐱（劍）廿……”

周人俘獲戎人人數較多，戰車多至一百一十七輛，可以體現出戎人有能力參與大規模的車戰。同時戎人掌握青銅冶煉技術，可以制作青銅武器。綜上所述，西周時期的戎人社會已經有了自己的政權組織結構。

《史記》中記載：“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周人摒棄戎狄之俗時，強調定居和農業社會這兩個關鍵性的區別。

故一般認爲戎狄的經濟生活以遊牧經濟爲主，實則不然。以鬼方爲例，鬼方應該是半農業半遊牧經濟兼有，據《小盂鼎》的銘文記載：“孚[馬]□□匹，孚車十兩（輛），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二十八羊”可以看出周人俘獲鬼方有戰車，有羊二十八頭，有牛三百五十五頭，牛爲農業經濟必不可少的飼養動物，羊爲遊牧經濟飼養較多的動物。

從俘獲數量上來看，西周時期的鬼方應該是兼有農業經濟和遊牧經濟的，戎人社會並非傳統觀念裏的單一遊牧經濟。所以西周通過征服手段將戎狄納入統治系統，戎狄向農業經濟轉變、融入華夏族的過程才沒有引起太多的不適應。

青銅器：戎人所居之地多礦産資源，如條戎、奔戎所居中條山，便擁有豐富的銅礦等資源。戎狄族群已經掌握青銅工藝，在一定時期內技術水平甚至要高于華夏族。正如師同鼎銘文所記載“寽（掠）戎金胄卅、戎鼎廿、鋪五十、鐱（劍）廿，用（鑄茲尊）鼎，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所俘獲的青銅器數量、種類都不少，可見戎族已經掌握了青銅冶煉技術。朱鳳瀚認爲“武丁時期商人與來自商王朝西方、北方的北方族群之間頻繁的戰爭，使商人獲得各類北方式青銅器，從而得以吸取北方式青銅器的有益成分，改進自己的器具。”戎族典型的青銅器器物爲三足甕，足鬲、單耳罐等，隨葬品中青銅器的數量是比較多的。山西侯馬上馬墓地、陝西扶風劉家文化墓地、天馬——曲村墓地等中都曾出這三種類型的器物。經考證陝西扶風劉家文化墓地爲姜戎墓地，族屬爲姜戎，爲寶雞一帶的土著居民，墓地中出土的高領袋足鬲，是姜戎文化的代表。

戎狄文化具有傳承性。楊建華在《陝西清澗李家崖東周墓與“河西白狄”》一文指出中隨葬器物中“與北方文化有關的一種是雙耳罐，一種是矮三足鬲。”經考證認爲雙耳罐與商末周初南流黃河兩岸的北方文化有關，矮三足鬲是由北方高領帶足鬲發展而來，可見戎狄文化在先秦時期的傳承與發展。在發展中器物的用途發生變化，如三足甕在發展中，逐漸形制縮小，由實用性逐漸轉變爲區分族屬的特征性器物。

葬俗：一般認爲戎族多分布于西部和西北部地區。從戎人墓葬來看，墓葬形制主要包括長方形豎穴土坑、長方形豎穴單洞室、豎穴雙洞室以及豎穴偏洞室四種，一般豎穴偏洞室的墓主身份特殊。陝西長安沣西大原村西周墓葬和扶風劉家村西周墓葬中都曾發現相似的戎狄的墓葬形制。“長安沣西大原村西周墓葬中亦有洞室墓，鄰近的張家坡也有發現，其形制與扶風劉家村所發現的“偏洞墓”頗爲近似。”戎狄的葬俗以石棺葬、屈肢葬和直肢葬爲主。

如山西境內的橫水墓地中倗國的文化遺存中M1的墓主爲仰身直肢葬，M2的墓主爲俯身直肢葬，雖是西周的國族，但仍保留著明顯的戎狄屬性；橫水墓地中還發現有一些小坑和柱洞，具體的用途尚未確定，應爲狄族所特有的墓葬習俗。綜上所述，戎人已經掌握了青銅冶煉技術，隨葬品中以青銅器爲主，有明顯戎狄屬性器物的主要是三足甕、單耳罐等，戎狄社會有自己的葬俗文化。

西周時期山西境內的戎狄紛雜，華夏族與戎狄雜居而處。周成王將叔虞封于唐，實行“啓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統治措施，以穩定政局，鞏固統治。在這一政策的實施下，晉國也逐步發展起來。在這一過程中，周人與戎狄仍沖突不斷，但都爲小規模戰爭，文化交流逐步加深。

晚商時期周人與華夏族的交戰中，位于山西境內的可考的即季曆征伐戎狄。史料記載：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人大敗；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由上文所見戎狄的地望可知，先周時期周王季對戎狄的征伐主要是位于山西地區，雖然敗于燕京之戎，但是通過征伐戎狄，獲得了商王朝的牧師一職，自身的地位提高，實力有所壯大，爲推翻商王朝的統治，完成西周建國准備了條件。

西周王朝建立後，對戎狄的實力有了初步的認識，爲了鞏固統治、穩定政局，對戎狄不以征伐爲主，實行德治，因俗而治，以及通婚之類的政策，故此一時期與戎狄的戰爭並不多，《史記·周本紀》載“故成康之際，天下安甯，刑錯四十余年不用。”此一時期社會安定。

西周中後期周王室國力衰微，自穆王之世始。穆王之時，民族政策變化，姚磊將學界中穆王征伐犬戎的原因的觀點歸納爲“穆王耀兵說、阻礙交往說、威脅統治說、犬戎不貢說和穆王周行說”幾種，他推翻了這幾種觀點，提出“王道衰微”說。《史記·周本紀》載：“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剌。”《史記索引》引宋忠言：“懿王自鎬徙都犬丘，一曰廢丘，今槐裏是也。時王室衰，始作詩也。”自懿王之時，西周王朝已經衰弱，“王道衰微”之說是行得通的，穆王爲了重振國威，征伐戎狄，但結果卻是“自是荒服者不至。”

不僅政治目的並未達到，這一行爲令戎狄對西周王朝僅存的信任和認可也消失殆盡，加之至西周中晚期西周諸王暴虐不堪，戎狄族群對其並無好感，取而代之更多的是對西周王朝不斷的入侵和騷擾，周王室與戎狄族群的戰爭中，越來越處于弱勢。宣王之時，周人與戎狄的矛盾擴大化，周人與山西境內的戎狄曾多次交戰，如條戎、奔戎、北戎等。

《後漢書·西羌傳》載：“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

宣王之時周人征伐戎狄的地點，可以確定的是條戎、奔戎、北戎，是位于山西境內的，太原戎的地望應也是位于山西境內的，關于其具體的地望學界中有不同的看法，持“太原戎即犬戎”的觀點居多，如楊寬認爲“犬戎這時正居于太原一帶，即是太原之戎。”姚磊認爲“太原所在，大抵位于山西南部。”周人征伐太原戎、條戎、奔戎的戰爭皆以失敗告終，和宣王時期國力更加衰弱有很大的關系。西周末年統治者暴虐，國力衰弱，與戎狄的征伐戰爭中多敗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