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周潤發談港片的衰敗，把其中一個原因歸結爲審核機制。雖然，不是很贊同他的說法，但不得不承認，論“敢拍”，早年的香港電影確實“敢”多了。有天馬行空的腦洞，也有幾近真實的改編，我們不妨來看看。

這部《毒舌大狀》，堪稱近年來港影的奇迹，在香港上映後不斷刷新票房，在內地雖然不算叫座，但看過的人普遍叫好。它在豆瓣獲得了7.6的高分，這個分數超過了同期熱搜榜頻頻亮相的《無名》、《滿江紅》等。

這部片子的成功，除了演員的出色演技外，還有兩個更爲重要的原因：

1、案件的真實性

2、案件背後關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還是三六九等的討論

《毒舌大狀》改編自“香港奇案”之一的“彭楚盈案”，這個案子還有一個稱呼叫——“豔骨案”。

故事發生在1999年，失蹤4年的知名模特彭楚盈在一個居民樓單位被發現。此時的她，周身布滿屍蟲，軀體橫陳在睡床旁邊的地面上，頭骨則跌落在床邊一個垃圾桶裏，可謂“身首異處”。不僅如此，屋內一片狼藉，同時被發現的還有避孕套、男裝泳褲、大量藥物，以及少量海洛因。

當時，油麻地警方將這件案子列爲“謀殺案”，很快，我們熟悉的西九龍重案組介入。但奇怪的是，西九龍重案組調查後，把案件由“謀殺案”轉變爲普通的骸骨發現案，認爲案件無可疑之處，按“死因不明”處理。而死因裁判官又以涉案人員方曼生身份敏感爲由，決定不對事件進行死因聆訊，整個案件被視作機密，不對外公開。

那麽問題來了？

方曼生究竟是何人？他爲何涉案？他的身份又爲何敏感到涉案而不對外公開。

方曼生，1940年出生，正是彭楚盈骸骨發現單位的業主；而他還有一個身份，是彭楚盈的“男朋友”。沒錯，就是大家想象的那樣。1983年，年僅18歲的彭楚盈邂逅43歲的方曼生，隨即相戀，進而用“偷來的時光”同居。但方曼生此時有妻有子，說到底，不過是一段“不倫戀”。

彭楚盈失蹤後，她的家人曾聯系過方曼生，但對方沒有透露女方的下落。而從彭楚盈失蹤的1995年，到骸骨被發現的1999年間，方曼生被目睹多次出入涉案單位，他的嫌疑不能不說不大。

一個疑點重重的案件，爲何最後不了了之；一個重大嫌疑人，爲何最後全身而退。

這就得說說方曼生的另一重身份。

方曼生本人就是個專業律師，他的家族更加厲害。父親是紡織品商人方心诰，母親是國畫大師方召麟，叔父是著名骨科醫生方心讓，弟弟也是骨科醫生，妹夫是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陳棣榮，堂妹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他的親妹妹最爲有名，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也是著名的“禍港四人幫”之一。

這樣的家族，橫跨香港政商界、文藝界、司法、警務，權勢之大、人脈之廣，是真正的豪門，真正的權貴。

什麽是豪門，什麽是權貴，在“彭楚盈案”中體現地淋漓盡致。

幾年前，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阿太主場》談及此次事件，她說：“方曼生女友在家中倒斃，連頭部也脫落的案件，非常轟動。當時我正擔任局長，但我可以說，我一點也不知道。當時警方沒有向我通報，可能他們認爲只是普通的死因不明個案，也可能是合理的，爲了保障私隱，這些牽涉高官的事，希望也能夠保密。”

《毒舌大狀》中有個爲了正義舌戰群雄的律師叫林涼水，“彭楚盈案”中的那個律師則叫翁靜晶。

翁靜晶本身就是一個傳奇，她有多重身份。

她做演員，合作張國榮，出演小龍女；她轉行做保險經紀，做到了全球TOP10；她讀法律，讀到博士學位，有自己的律所。她嫁過武師，育有兩女；她現在是“賭王家族”的豪門闊太，但在婚禮上說，計劃捐贈全部財産，不會留給下一代。

2005年，香港警方重啓“彭楚盈案”，但聆訊的過程卻異常艱難。

有40多位證人出庭作證，有多位疑似“前男友”指出彭楚盈嗑藥、情緒失控、負債累累、抑郁輕生。而這些“前男友們”卻說不出彭楚盈家中冰箱的位置。警方無法提供有效的案件資料，連照片都是模糊到需要放大鏡才能勉強辨認。最初的證物卻不翼而飛，關鍵的避孕套不見了，彭楚盈的日記多處被撕毀。

最令人難以理解的還是方曼生。情婦4年聯系不上，難道不會去自己的房子看看？多次被目睹去過現場的方曼生，難道發現不了自己單位成了案發現場？

《毒舌大狀》中，罪犯伏法、小人得報，司法終究公正，真正大快人心！但現實中的“彭楚盈案”最終因爲證據不足，疑點利益歸于被告，以彭楚盈“死于不幸或意外”告終。

現實一定不是爽文，但至少因爲有林涼水、有翁靜晶這樣的人，揭開那些所謂的“權貴”的遮羞布，看到裏面的烏漆嘛黑。權貴們都要臉，但這些事的存在，往往最打他們的臉，公道自在人心，在法網之外，群衆的眼睛還是能看到，到底誰最不要臉！

這已經是一部20多年前的電影了，放在現在重看，依然覺得十分震撼。

這部電影，其實不像一部電影，它平鋪直敘，用最直白的語言講述了“秀茂坪童黨案”發生的起因、經過、結果。劇中，沒有過多的情節設計，沒有演技精湛的演員，沒有好的運鏡、攝影、配樂、妝造……它甚至可以稱爲一部紀實片，連旁白和解說都不需要的“粗制濫造”。

1997年，香港九龍區秀茂坪邨某單元屋內發生一起惡性虐打至死案，“凶手”多達14位，而這14位凶手全部未成年，最小的只有14歲。

他們爲什麽要“殺人”？

因爲他們不覺得自己在殺人。他們只是懲罰叛徒，他們只是在玩兒。他們想看看漫畫中，一腳把人踢飛，能不能在現實中實現；他們在玩“人肉打樁機”的遊戲；他們甚至想出了新玩法，誰能背一句詩，誰就有資格玩上一輪。

“出來混，最重要的是講義氣！”這句影視劇中的台詞，被他們奉爲臯臬。所以，叛徒最可恥，要受最重的懲罰。漫畫裏，那些人打人也沒事，那些人很威啊，一腳能把人踢飛。影視劇、漫畫成了他們的“聖經”。

十六七歲的未成年，應該在學校受正規教育，應該由父母做榜樣，好好引導。可是他們沒有。這些人的家庭，大多是“混血之家”，港産父親、外籍母親，在外被人看不起，對內吵吵嚷嚷，吵架、動手都是日常。有些是重組家庭，雞仔說：“是你老婆嘛，不是我媽！”有些更慘，爹不疼、娘不愛，一個北上找小三，一個去澳門找“何先生”，就算兒子進了警察局，都推诿著，嫌兒子給自己找麻煩。

這些人不是缺乏管教，可以說是無人管教。

無人管教怎麽辦？他們只能自己管自己。爹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的拳頭。大王小時候被人欺負，斷了兩根肋骨，從此猛打沙包練拳，自己會來那麽幾手，才能從弱小的“阿俊”變成同齡人口中的“大王”。

可是“大王”又怎麽樣？碰到真正的B社會，他只能弱弱地說一句：“我叫阿俊”。阿B最有頭腦，他對大王說：“不如我們收幾個小弟，不一定要打，至少要在氣勢上贏過他們。”所以，大王將番薯收歸麾下，本來不過是三人的小團體，逐漸擴大，三五成群，變成了後來的“童黨”。

結黨自然是爲了營私。以前，番薯不聽話的時候，他母親還能威嚇他：“你敢動手，我立刻找你舅舅過來。”可自從跟了大王，番薯不用在害怕他的舅舅，有這麽多兄弟在，還用怕一個泰國壯漢嗎？

片中，花了很重的筆墨描繪了這群“童黨”從個體發展成小團體的過程。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樣，惡的累積也並非一蹴而就。從自衛到立威，他們能在學校裏搶到一張乒乓球台，公開和女導師開黃腔。從立威到揚威，他們沖破家庭的束縛，建成了自以爲是的“小社會”。他們把影視劇和漫畫當聖經，他們用自己“小社會”的價值體系，審判自以爲是的對或者錯。

所以，懲罰雞仔，不過是在執行家規。當一群人圍著一個人毆打的時候，他們腦子裏從沒想過，他們的“家規”外，還有個叫做“法律”的東西。最終釀成大禍。

雞仔死了。慌了神的大王又變回了阿俊，他向他的大哥求助，卻沒人真正當他是一回事。一群未成年人能有什麽主意，不過是玩遊戲不小心打破了家裏的花瓶，把碎片藏起來就好了。這群人，最終不過是孩子，他們對惡的認知淺薄到讓人好氣又好笑。哪怕是最後被帶進警察局，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是堅守著“江湖義氣”，不言不語。

最有頭腦的阿B是最初的突破口，讀書，在這個時候發揮了作用。自首、轉做汙點證人，作爲個體的阿B是理智的，清醒的。若不是有那樣的父母，他或許原本有個不錯的前途，成績優異、會獨立思考、做事懂得分輕重。縱觀全片，你會發現，每次遇到事情，最理智的永遠是他。可即便理智如他，在虐打雞仔的過程中，也顯得毫不手軟。爲什麽呢？《烏合之衆》中說：“人在群體中會變得失智。”《三體》告訴我們：“在瘋狂面前，理智是軟弱無力的。”阿B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起慘案，我們該全怪那些孩子嗎？不應該吧。他們本就是一群缺乏關愛、缺乏管教的孩子。該怪那些家長嗎？有一部分責任。但大王的母親爲了養活他要打三份工，雞仔的繼母爲了兩個不是自己親生的孩子，硬是熬出病來。

該怪這個社會嗎？或許吧！畢竟，當一群孩子陸續或自首、或被傳喚的時候，那群警察甚至覺得厭煩。怎麽這麽多人？搞得我們都忙不過來！即便慘案已經到了震驚到瞳孔地震的地步，這群本應除暴安良的紀律部隊，似乎還沒意識過來，他們面對的不僅僅是一群惹是生非的孩子，而是一個初見雛形的犯罪團體。

家庭教育、社會責任，這是發生在香港的“秀茂坪童黨案”折射出來的社會問題，這是20多年前。但即便時代進步至今，“河北四少年案”、“甘肅八人毆打案”，卻發生在並不遙遠的中國大陸。問題一直存在，或許我們無法避免，但至少在可能的範圍內，在我們力所能及的地方，跟著百年前的魯迅先生喊一句：“救救孩子！”

《踏雪尋梅》改編自2008年轟動香港的“援交少女碎屍案”，影片極大程度地還原了援交、碎屍等衆多充滿獵奇色彩，奪人眼球的真實情節。卻又以電影的方式，將故事主題升華。就像郭富城主演的臧警官一樣，打出了一個大大的“爲什麽”？

王佳梅，一個湖南姑娘，自小父母離異，寄人籬下。14歲，才開始獲准入港，和母親、姐姐團聚。

以爲到了香港就能實現夢想了嗎？並不是。

逼仄、陰暗的住房條件，一天到晚要打工賺錢、脾氣暴躁的母親，又老又病只能躺在床上的繼父，經常被針對、被誤解的學習環境……

她不過是從一個寄人籬下的困境，到了另一個格格不入的環境。女孩兒大了，她有自己的夢想，她想獨立、想飛~

爲了實現夢想，她去模特公司應征，可條件不夠，只能在公司做文職，美其名曰：“星探”。其實呢，就是路邊拉人頭、發傳單的。烈日下，穿著高跟鞋，跑跑來、跑跑去。爲了獨立，她在麥當勞兼職，聽著其他女孩兒追星的夢想，還要被人嘲笑粵語發音不准，一身鄉土氣。

夢想受挫，獨立無門，年輕的姑娘怎麽才能來錢快？于是，她選擇了援助交際。

丁子聰，一個又胖又醜的貨車司機。6歲的時候遭遇車禍，母親去世，父親殘疾，靠著自己在社會底層打拼。工作時，要看人臉色，遭“老板”嫌棄，身邊所能交到的也是今天不知明天事的混混。他倒是有過一個女朋友，年輕漂亮，但是沒過多久，就跑去跟了有錢人。這件事，仿佛也沒給丁子聰什麽重大打擊，年輕姑娘放棄矮窮矬，選擇傍大款，這種故事隨處可見。丁子聰，只是正好親身經曆。

王佳梅也遇到過愛情，一個面容姣好，有錢、有趣的“客人”。他們在一起，可以聊生活、玩兒遊戲，打打鬧鬧。

男人說：“我不想你再做這行了。”

王佳梅：“我已經不收你錢了，再不做其他人生意，我吃什麽。”

言猶在耳。

可是在正牌女友面前，王佳梅不過是一個追都沒必要追的“垃圾”。悉心打扮，不做別人生意，開開心心赴約的王佳梅，在擦幹眼淚後，立刻撥通了被她拒絕的客人的電話。“多給500，我可以呆到明天早上再走，我可以像女朋友一樣對你……”

虛幻的愛情，畢竟抵不過現實；露水姻緣，太陽一出來就會散的。

現實的世界冷漠又殘酷，兩個孤獨的靈魂在網絡中相遇。他們聊著彼此的心事，聊生死，居然相談甚歡，他們在現實中失望，卻在網絡中看到了希望。所以兩人約著見面，想見一見相似的靈魂。

丁子聰說，他喜歡上了王佳梅。而王佳梅則在半夢半醒中，坐到丁子聰家的門檻上，翹起雙腿，說那個姿勢最舒服（那是王佳梅和那個客人在一起時的姿勢）。丁子聰把對王佳梅的喜歡踐行到了實際行動中。王佳梅說她想死，丁子聰就幫著她走向死亡；丁子聰甚至幫她肢解、剝皮，因爲不想她來世爲人，因爲做人很無聊的，他討厭人，他不希望王佳梅是人。

臧警官花白頭發，胡子拉碴，妻離子散，一看就知道是那種爲了事業，顧不上家庭工作狂警察。

可當這件驚天大案發生的時候，當他以爲能一展身手的時候，凶手主動來自首了，連作案細節都交代的清清楚楚。臧警官一直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但真相卻是如此簡單，一個想死，一個幫忙。不過是兩個孤獨的靈魂，以自己的方式對抗他們不喜歡的現世。他能做的，不過是嘗試理解當事人的心態，然後，更加珍愛自己的女兒。

王佳梅說：“我很想堅強，但是會累，特別是一個人的時候。”

她在鍵盤上敲擊出這段文字，眼含熱淚，硬是目視別處，不讓眼淚掉下來。

許鞍華是香港最會拍市井和人情味的導演之一。2004年-2007年期間，香港天水圍發生多起倫理慘案，一時間震動全港，天水圍也成了“悲情城市”的代名詞。

許鞍華在深入了解後，決定拍攝天水圍系列電視劇，後又聽從了王晶的建議，改拍電影。基調、風格、故事都做了修正，迎來了她人生中的又一代表作——《天水圍的日與夜》。這部電影在橫掃各大頒獎禮後，許鞍華又掀開埋藏在溫情的“日與夜”之後的幕布，再次掌鏡，瞄准此系列的初衷，《天水圍的夜與霧》誕生了。

中年香港阿伯李森，娶了年輕貌美的湖南妻子曉玲。

老夫少妻，最容易出現感情問題，何況妻子還那麽貌美。所以，李森整天疑神疑鬼。明明自己失業，靠綜援過活，卻不讓妻子去打工。一來，擔心妻子有工作會導致他失去領綜援的資格；二來，擔心妻子在外面勾三搭四，惹出外遇。一個窮得拿綜援的中年阿伯，卻喜歡“想當年”，在兒子面前炫耀自己的“威風史”，吹完牛，還不忘跟兒子拿錢。領了8000塊的綜援，卻只給妻子2000塊的家用，稍不順心就拿妻子出氣，挑剔她衣服的顔色，抱怨她做菜的口味。

懶惰、自私、暴虐，這是真實意義上的李森。

可外人面前的李森是另一張臉。鄰居說他有禮貌，見了人笑著打招呼。丈母娘勸女兒不要離開他，因爲他最有本事，能給老家蓋房子，能把兩個女兒接到繁華都市深圳、香港。曉玲也確實過了一段開心的日子。還有工作，能北上尋歡作樂的李森，給曉玲買衣服，洗頭、哄得她開開心心。

有的人就是這麽奇怪，在身處順境的時候，是個有責任、有擔當的大丈夫；一旦遭逢逆境，就變得自私、暴躁、不可理喻。對著外人，她們能維持著“紳士”的形象，點頭哈腰做個好好先生，卻把戾氣都撒給了最親的人。對外不敢多半句嘴，只敢欺負比他更弱小，本需要他保護的家人。

第一次被家暴趕出家門。

曉玲被鄰居帶著去見區議員，但是這個區議員似乎非常忙碌，講不了兩句，就被叫走了。曉玲說想自食其力、解決眼前的問題，區議員則感歎“綜援政策”的合理性。這真是“掃天下，不肯掃一屋”，塞了500塊，把曉玲扔給社工了事。社工真的能像區議員說得那樣“什麽都能解決”嗎？不是的。社工的處事原則是：“維持家庭完整性”。

沒人在意曉玲是怎麽想的，沒人關心這個被家暴的女子，她實際的需求是什麽？大家不過是按章辦事，工作而已，曉玲不過是個普通的case。

第二次被家暴出門。

曉玲直接被送進了醫院，然後，又回到了婦女庇護中心。滿地玻璃，受傷的腳，這次匆忙地連兩個女兒都來不及帶走，而這成了曉玲致命的原因。因爲善良，曉玲不願宿友相陪；因爲恐懼，曉玲再次報警。警察說，那是你們夫妻“耍花腔”，打發了事，針不紮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只有同病相憐的宿友，各個擔心曉玲，堅持陪伴她。

曉玲最終死于家暴，一家人齊赴黃泉。

社工、議員有責任嗎？說不清，他們辦事了嗎？辦了，仿佛又沒辦。警察有責任嗎？他們錯，或許只錯在時候推卸責任，可家庭暴力和家庭糾紛，本就難以界定。曉玲自己有責任嗎？也不能說沒有，早早知道這個男人的劣根性，卻一直忍受，從懷孕到女兒六歲，從湖南老家到香港天水圍，始終下不了決心，不願從泥淖中抽身。

家暴，只有0次和N次；家暴，真的會死人。

這些沉重的現實，如果真的如實搬上熒幕，或許都做不到“叫好又叫座”。《毒舌大狀》必須是正義伸張、平民逆襲，才能讓人叫一聲“爽”。投資更大的《天水圍的夜與霧》最終敗北，人們更願意看貧窮、困苦下的脈脈溫情，而選擇性忽略隱藏在夜與霧中的迷茫和黑暗。

我很明白，人都喜歡看到希望，這樣才能在平凡和逆境中好好活著，靠這些熒幕中的故事，安慰自己，告訴自己要堅強。

但我們在向陽的時候，千萬要記得，這世界同樣有黑暗，千萬記得，要懂得自律和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