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國有四種類型的團體，它們構成了影響美國外交政策決策的四股力量。
這四股力量也深刻影響著美國的對華政策。
第一類是“商人”。這群人對中國充斥著貿易逆差、知識産權轉讓等全球化技術基礎上的不滿。
例如，以前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前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爲代表的經濟現實主義者主要關心的是阻止中國在經濟實力上超過美國，特別是阻止中國獲得美國的高科技。
對于“商人”美國來說，它唯一知道的確定性就是中國已經崛起。
此外，美國“商人”也意識到，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經濟必將超過美國。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數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18年中國GDP達到25.31萬億美元，已經超過美國。
未來20年，我國經濟發展應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
目前，中國的工業化體系在世界上沒有爭議強大。
除了中國擁有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外，中國的工業規模也特別大。2010年制造業總産值超過美國，2016年超過美國和日本的總和，2018年超過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總和。
2018年，中國制造業增速爲6.1%，爲15年來最低增速。
然而，美國、日本和德國的增長率爲0.4%。
按照這個速度，到2030年，中國制造業可能占世界總量的50%以上。
第二類是“傳教士”。這類人認爲自己的制度和發展模式優越，是世界效仿的榜樣;
作爲上帝的選民，美國人應該以“拯救衆生”爲己任，在世界範圍內推廣自己的思想，在思想上“皈依”中國。
與衆所周知的中國崛起相比，“傳教士”美國不知道的是，中國崛起後將如何對待美國和世界。
中國與日本和俄羅斯不同。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中國一直處于世界舞台的中心。
美國沒有先例可鑒，這增加了美國人的焦慮和不安。
受制于二元世界觀和對中國文化缺乏了解的束縛，“傳教士”對中國的崛起充滿了焦慮。
“傳教士”認爲，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是不穩定和殘酷的。他們說，“當靈魂中沒有上帝時，一大群巫師想要占據上帝的位置。
“傳教士”習慣于強國必求霸權、權力轉移的邏輯，認爲一個不同于自身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生活方式、發展模式的中國，就是對美國的挑戰。
“傳教士”美國強烈感受到中國崛起對其領導的國際體系的影響。
中國人的感覺恰恰相反。他們認爲，中國的崛起爲人類發展帶來了機遇。
第三組是“士兵”：這群人就是國家安全鷹派，他們關心的是發展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並試圖遏制中國。
“士兵”美國不知道中國崛起後會如何對待世界和美國，但它記得冷戰期間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
中國鄰國對中國的恐懼源于中國古代的朝貢制度。在朝貢制度下，朝鮮、安南（越南）和琉球（現在屬于日本）等國家在政治上臣服中國。
經典的地緣政治理論認爲，如果歐亞大陸邊緣出現一個占主導地位的大陸大國，它將能夠擊敗占主導地位的海上大國。
21世紀亞太地區最大的變數是，中國的崛起可能在東亞形成一個單一的主導力量，這也將削弱美國在東亞的存在，削弱美國制衡東亞所有勢力的能力。
任何將美國趕出東亞的企圖都會引起美國最強烈的反應。
“軍事”美國擔心複興的中國會模仿古代朝貢制度，在東亞建立封閉的勢力範圍，削弱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
在冷戰期間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中美在戰場上面臨直接對抗。
從美國領導層的角度來看，戰爭造成的心理鴻溝至今仍未愈合。
第四類是“律師”。例如，民主黨關注人權、勞工權利和少數民族等問題，並主張將在中國的美國公司帶回本國。
他們積極推動中美經濟脫鈎，努力塑造一個排除中國的全球新體系。
當今世界正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社會的複雜性與日俱增，新的變數不斷被納入，極大地影響了西方普遍的因果律。
首先，新興國家的崛起帶來了國際力量平衡的變化。美國將首次面對一個崛起的非西方世界。
其次，全球經濟動態發生了變化，戰略性新興産業成爲國家間競爭的關鍵，新技術進步改變了人類的認知和思維。
互聯網、人工智能、5G、區塊鏈等技術解構了美國科技地位。
在世界範圍內，民粹主義開始在新技術的幫助下傳播;
在國際上，新興國家由于掌握了新技術，逐漸獲得了更強的話語權。
令美國感到困惑的是，技術發展削弱了自己的霸權，卻沒有解構中國共産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
不僅如此，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中國科技工業的發展實際上可以給西方施加壓力。
作爲回應，“律師”美國對中國發動了一場“科技戰”，以阻止中國技術的發展。
“律師”美國正試圖用美國設定的道德紅線將科技發展道德化，遏制中國的發展。
針對美國對華心理，中國在公共外交領域做了很多工作，但中美公共外交依然脆弱。
究其原因，是內向的“世俗文明”與外在的“宗教文明”相遇。在中國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傳統中，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總的說來，孔子思想和觀念所蘊含的外交智慧，對當代中國的外交戰略和政策實踐産生了深遠而微妙的影響。
然而，傳統文化中並非所有觀念都對中國當前的外交風格和形象産生絕對積極的影響。
從辯證法的角度來看，孔子的“少說話多行動”和“正身不怕斜影”在這方面的運用，有其一定的不足。
“君子要言行慢，行快。”在《論語》中，孔子一再反對“聰明的話”，贊賞“愚蠢”。他認爲行動勝于雄辯，只有言行才能始終如一，顯得一致。
孔子認爲，只要“做好自己”，就能解決問題，不會有其他困難。
這種傳統思維在某些方面是一種美德，但從中國公共外交的角度來看，卻是一種缺點。
中國不擅長也不願意主動表達自己，所以別人很容易表達出來。
與過去五百年其他大國的崛起不同，中國在過去四十年中沒有發動過一場戰爭，已經發展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大國。
然而，在當前西方社會主導的國際話語體系中，中國並沒有被友好地看待，中國的“和平發展”也被形容爲“侵略性”。
中國的“閑聊”和一心發展自己，很容易讓美國覺得中國的意圖不明確，原則不堅定，使美國擔心中國別有用心，不靠譜。
在與美國交往時，中國總覺得美國在外交上有一種難以改變的心態。這種心態被包裹在強大的宗教情結中，用于對外宣傳，並認爲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是最好的國家，應該爲世界服務傳播上帝福音“。
美國思想的出發點是“天命論”和“美國例外論”的概念。它認爲，任何對美國有利的事情都會對世界有利。美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因爲世界在美國。
《昭示天命》的核心是“上帝已經決定，整個世界都需要被美國救贖”。
在美國人的心目深處，美國代表著“曙光”。在世界其他地區，如亞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則存在著“黑暗傳說”、“道德荒原”或“半文明”。的帝國“;
美國人認爲，美國的外交不像其他國家那樣只是爲了自身利益，而且往往對所有國家都有利。
然而，美國現實主義政治學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控與混亂》中指出：美國不可能是全球警察，也不能成爲全球銀行家，甚至不能成爲全球道德家。
除非美國能夠放棄其意識形態深處的“天命論”和“美國例外論”，從平等的角度了解其他國家的真面目和意識形態體系;而中國可以擺脫“少說多做”，讓世界更多地了解一個基于傳統“自我”思維的真實中國。否則，中美公交形象的錯位將長期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