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學佺的詩作《金陵懷古四首和汪仲嘉》中，有句“江東列郡領丹陽，鼎足三分此一方。總爲石頭成虎踞，不知巫峽下龍骧。”此處，“鼎足三分”喻指三國時期的分立局面，這一比喻源自古代青銅鼎的三足設計。三足圓鼎的形象在中國曆史和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

西周時期的大盂鼎與大克鼎，以其雄偉、精美之姿，代表了當時銅鼎的巅峰之作。這兩件文物不僅藝術價值非凡，其背後的故事也與中國近現代一個家族的命運緊密相連。

大盂鼎與小盂鼎，均源于清朝道光初年陝西岐山縣禮村的發掘。小盂鼎在太平天國戰爭中遺失，現僅存其銘文拓片。大盂鼎出土不久後便歸大地主董天有所有，隨後轉手給豪紳宋金鑒。岐山縣令周赓盛早已對宋家珍藏的大盂鼎心生貪念，于是借職權之便，將其從宋家騙取並秘密出售給省城的古董商，後經多次轉手，最終流入北京琉璃廠。

道光末年，供職于北京翰林院的宋金鑒偶然在琉璃廠的德寶齋（古玩店）發現了這只寶鼎。欣喜之余，他不惜花費3000兩銀子將其購回。然而，古語所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道理應驗，到了同治年間，宋家衰敗，不得不以700兩銀子的低價將大盂鼎轉讓給袁世凱的叔叔袁保恒。

袁保恒爲了表達對上司左宗棠的感激之情，又將寶鼎轉贈給左氏。後來，左宗棠遭遇誣陷，被召至京城受審，幸得工部尚書潘祖蔭的救援才得以脫險。得知潘祖蔭酷愛收藏，且家中藏有衆多文物，左宗棠爲報答恩情，又將大盂鼎作爲禮物贈予潘祖蔭。自此，大盂鼎被潘祖蔭珍藏。

大克鼎與大盂鼎的出土背景相似，均于光緒十六年（1890年）在陝西扶風縣法門鎮任村被發現。同時出土的還包括七件小克鼎、六枚編鍾、盨二件及镈一件。其中，最大的一件被定名爲大克鼎，其余七件較小的則稱爲小克鼎。

大克鼎最初出現在天津，被一位名叫柯劭忞的金石收藏家購得。由于潘祖蔭與柯劭忞有著深厚的友誼，最終從柯劭忞那裏得到了這件寶物。自那時起，這兩件曆經波折的寶貴文物便成爲了潘家的珍藏。

潘祖蔭在獲得大克鼎的次年便去世了，遺留的藏品由其弟潘祖年帶回蘇州老家。潘祖年嚴守寶鼎，從不示人。然而，世上沒有不通風的牆，許多慕名而來的訪客仍絡繹不絕，包括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這些人當中，兩江總督端方，嗜古成癖，之前曾從陳介祺的後代那裏購得過毛公鼎，這次也試圖收購潘家的這兩件銅鼎。他曾多次去往潘家，起初提出高價購買，買而不得後借口借觀幾日，被拒絕後又稱能看上一眼也行，但均被潘祖年拒絕。

20世紀20年代，一位美國人曾漂洋過海專程到蘇州，願意出價600兩黃金及一棟洋房以換取銅鼎，但潘家同樣拒絕了這一要求。

1926年潘祖年逝世，其孫媳婦潘達于年僅20歲便肩負起守護家族藏品的重任。她堅守家訓，勇敢堅定，面對官員的強迫勒索、外國商人的金錢誘惑以及小偷的盜竊企圖，銅鼎都被潘達于機智巧妙地保護無恙。在抗日戰爭期間，蘇州被日軍占領，潘達于將銅鼎深埋于地下，使其免受日軍侵擾。

1951年，潘達于將這兩件珍貴的銅鼎捐獻給了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使得沉寂60年的國寶得以重現。到了1959年，大盂鼎被送往北京的中國曆史博物館，而大克鼎則留在上海博物館，成爲兩館的鎮館之寶。

這兩件青銅鼎之所以珍貴，原因在于它們承載了豐富的曆史信息。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徑77.8厘米，重達153.5公斤，爲西周早期康王時鑄造。該鼎設有兩耳，腹部微鼓，口沿下方裝飾有一周生動的獸面紋飾，其巨睛突出，仿佛凝視著遠方。銅鼎的三柱足上端同樣飾以獸面圖案。

鼎內壁鑄有291字銘文，詳細記載了周康王對貴族盂的追述，包括文王受命于天、武王建立國家的曆史經驗及教訓。其中，總結了西周王朝建立的關鍵因素，還有各級官員在處理政務和進行祭祀時嚴禁飲酒，同時指出了商朝因酗酒而導致的亡國教訓。周天子在銘文中對孟進行了冊命，任命他輔佐朝政，協助周王管理軍國重要事務，並賜予他香酒、禮服、車馬、儀仗以及上千名奴仆和家臣。最終，孟強調制作此銅鼎的目的，是爲了祭祀他的祖父南公。

這篇銘文涉及殷人因酗酒亡國的內容與中國古代第一篇禁酒令《尚書·酒诰》相互印證。此外，銘文也揭示了西周早期的賞賜制度和宗法制度，爲探究西周社會結構和階級構成提供了珍貴資料。

大克鼎爲西周孝王時期的青銅器，體積稍小于大盂鼎。大克鼎通高爲93.1厘米，口徑75.6厘米，重201.5公斤。該鼎紋飾精美，口沿下裝飾竊曲紋，腹部展現流暢的波曲紋，足部則刻有獸面紋。鼎內壁鑄有290字銘文，內容間隔有序，排列整齊。

銘文記載了職位爲善夫（官制名：周王近侍）的克，繼承其祖父師華父（族稱）的功績，因此被周王提升爲王室近臣，負責傳達王命，並獲得服飾、土地和臣仆等賞賜。銘文最後強調，此鼎是爲了紀念克的祖父而鑄造。

大克鼎的銘文不僅反映了周代的冊命制度，而且對研究西周的宗法制度和土地制度具有重要價值。

這兩件寶鼎的曆史與藝術價值極高，尤其是其銘文書法，精妙絕倫，令人印象深刻。大盂鼎的銘文以其波碟字形、敦厚隽永的風格，展現出雍容而洗練的特質，既莊重又瑰麗；大克鼎的銘文則以圓潤古拙、勁健遑葷的筆觸，呈現出舒展端雅、精美生動的風貌。這兩件銅鼎的銘文被曆代金石學家和書法家推崇爲西周書法的典範，它們的拓片亦被視爲極其寶貴的藝術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