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10日，新華社用“病亡”一詞，簡略報道了“文革”顯貴張春橋于4月21日亡故的死耗。張春橋死了。但此日終結的只不過是一具生物軀體，他的政治生命早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已經終結了。1981年1月，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張春橋作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這是以人民和法律的名義，對他一生的蓋棺論定。
“文化大革命”前，張春橋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人物，資曆、人望俱不足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張春橋青雲直上，一下子跻入了中國政治最高層，成爲“中央文革”副組長、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在“文革”十年的政壇上，張春橋高居“中央首長”之位，翻雲覆雨，興風作浪，是“文革”極左派的扛鼎人物。上至建國元勳，下至各方大員，都是任意損貶，可謂神氣活現。
在“文革”十年中，張春橋是一個全須全尾活動其中的重要角色。“文革”派人物，在“文革”前期是以“中央文革小組”爲代表，在“文革”後期蓋以 “四人幫”統稱。經過造反奪權和“全面內戰”的政治淘汰，“中央文革”的“首長”僅剩三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十大”後，王洪文以工人造反派領袖身份一躍成爲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幫”。
對其四人，郭沫若曾在一首詞中逐一做了點評。政治流氓冠王洪文，文痞冠姚文元，狗頭軍師冠張春橋，精生白骨冠江青。世人皆稱貼切。但細分開來，四人的分量還有所不同。王洪文雖貴爲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本質上仍是“文革”造反起家的“勇敢分子”，政治水平低下，擔當不起大局面。姚文元是文壇上的政治棍子，所長是在推行左傾路線的輿論宣傳方面，並無實際的政治幹才。江青是“文革”派的領軍人物，然胸無點墨，口無遮攔，慣于鬧事撒潑，招搖惑衆，所倚仗者無非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當屬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之類。張春橋不苟言笑，卻比其他三人政治經驗豐富。他不僅在耍筆杆子上出手很快，“理論水平”還要勝姚文元一籌，而且心計細密，權謀深遠，還頗有些搞“左”的膽氣。是“文革”發動的點炮者，“全面奪權”的首創者，又是竭力堅持 “文革”路線，反對周恩來、鄧小平糾“左”整頓的前台人物。
張春橋在政治上的騰達，是中國政治“左”傾路線惡性發展的一個寫照。張春橋在揣摩“上意”上堪稱“能臣”，對毛澤東晚期思想的認識頗具心得。在1958年大躍進中，張春橋寫了《破除資産階級法權思想》一文，切中了毛澤東急于“跑步進入共産主義”的心思。毛澤東親自爲該文寫了編者按，交付《人民日報》發表。
在毛澤東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江青跑到上海，在張春橋的協助下，由姚文元執筆寫了《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張春橋也因此爲領袖看中，參與制定了《紀要》、《五一六通知》、《十六條》等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成爲“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邁出了他從上海進入中央高層的關鍵一步。
1966年11月，張春橋處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衆臥軌攔截火車的“安亭事件”。此時，他不過是“中央文革”僅奉末座的副組長，卻膽敢置中央指示和市委意見于不顧，擅自按造反派意願簽訂了協議。張春橋此舉，有著極大的政治風險。但毛澤東事後肯定了張春橋的處理，說可以先斬後奏。這無疑更加重了張春橋的政治分量。1967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策動了對黨政部門的奪權，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打響了全國奪權運動的第一炮。上海奪權符合毛澤東“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意圖，他高度評價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此後，在全國範圍掀起了全面奪權的惡浪，張春橋則居“奪權”的首功。張春橋在這些事件中的作爲，契合了毛澤東的意圖，對“文革”運動的升級産生了很大影響，他的政治角色也由此發生了從謀臣到政客的轉變。
在對毛澤東晚年思想進行理論化歸納時，張春橋更受到重用。在“九大”政治報告的問題上，毛澤東對老秘書陳伯達的稿子不屑一顧，采用了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強調階級鬥爭爲綱的稿子。張、姚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正式確認了代表毛澤東晚期思想的“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對其內容做了權威性的概括，確立爲全黨的指導思想。“十大”等重要文件，也是張春橋、姚文元擔綱的。
在“文革”後期，毛澤東爲維護“文革”路線，提出“學理論”問題，點名要張春橋寫反“資産階級法權”的文章。這是認爲他能准確地表達毛澤東晚期思想的內容。張春橋據此寫出的《論對資産階級的全面專政》和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是“文革”後期“左”傾理論的兩大代表作，在社會上遺毒深廣。
張春橋不僅有宣傳極左路線的文章之長，而且還有貫徹極左路線的政治操作之能。毛澤東對張春橋在“文革”中的作爲是欣賞的，曾有“能力強”的稱贊。在“九大”後，毛澤東一度想培養張春橋爲接班人，並由此引起了林彪一夥對毛澤東要更換接班人的疑懼。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一夥發起了一場對張春橋等人的攻擊。毛澤東認爲，這是要否定“文革”路線，予以迎頭痛擊。在林彪事件後的批林糾“左”問題上，周恩來和江青、張春橋發生分歧，毛澤東又支持了江青、張春橋批林彪“極右”實質的意見。即使在毛澤東批評“四人幫”時，也是肯定他們反林彪有功，批林批孔離不開他們。甚至對黨內一些老人告狀張春橋曆史上是“叛徒”，毛澤東也是置之不理。他一直用張春橋等人作爲抑制反“文革”力量的政治砝碼。但曆史畢竟不是以個人意志爲轉移的。
現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時代已經成爲了過去，作爲“文化大革命”同生共息的張春橋之流已被“徹底否定”，但産生他們的社會土壤是否徹底清理幹淨了?對張春橋和他所代表的政治符號的文化清理還會繼續下去。
文/王海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