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第一人稱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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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熱愛學習，高中在北京師大女附中就讀。我那時的奮鬥目標很明確，就是去北京大學讀書。

功夫不負有心人！1963年夏，我接到了北大西語系的錄取通知書。當時，我高興壞了。

然而，還沒等去報到，學校教導處突然通知我回校。到了學校後，我發現回去的還有十幾個同學。

教導主任叫我們過去，他面帶笑容地講：“應部隊建設需要，要派一批應屆畢業生轉到解放軍院校（現解放軍洛陽外語學院）。你們被選中了，去了那邊以後要好好學習，爲部隊做貢獻。”

本文主人公

接到這個通知，我的第一反應是茫然。之後也不知道是遺憾還是高興。

回到家後，我馬上把情況和父親說了。因爲父親一直鼓勵我上北大讀書，爲此他也是對我抱有很大的期望。

我原以爲父親會不同意。

沒曾想，父親淡然而又堅定地對我說：“你是共青團支部組織委員，應聽從組織的安排！軍隊這個熔爐，不一定比地方大學差！爸爸當了一輩子兵，部隊不是把我從一個泥腿子培養起來了嗎？“

從父親的語氣中，我聽出了他對軍隊、對國家的忠誠、熱愛。

接著，父親又說：“部隊建設需要年輕人！你子承父業有什麽不好？”

就這樣，我于1963年8月8日正式成爲了一名中國人民解放軍女兵！

參軍的頭一年，是入伍教育和正常的訓練。我記得，第一課是走正步。

白天訓練，曾走出啼笑皆非的“同花順”；夜間拉練，曾有過軍褲穿反的尴尬。

不過，時間長了，我慢慢地養成了當兵的作風。不論是起床、吃飯，只要一聽到軍號聲，就馬上整齊列隊。

每次外出，我也有了爲人民服務的意識。有時爲乘客倒水泡茶，有時幫著列車員打掃衛生，俨然一副可愛子弟兵的樣子。

1965年6月，我換上了65式軍裝，紅領巾、紅帽徽使我想起了紅軍前輩，也開始了我人生最爲難忘的階段。

那時，父親送我的《毛選》四卷和母親送我的《向雷鋒學習》的日記本，一直陪伴並鼓勵著我。

這些書傾注了父母的厚望：要我好好學習毛澤東思想，以雷鋒爲榜樣，和工農出身的同學打成一片。

這天，李指導員私下找我說，支部准備培養我入黨。我聽到這個消息後，頭搖的像撥浪鼓一樣，連忙推辭：“不行，不行，我不夠格啊！”

李指導員看我這樣的反應，很詫異地問：“你不想入黨？”我回答說：“黨員，就要像劉胡蘭那樣光榮。刀架在脖子上，不怕死才行！我沒有經過考驗，不行！”

李指導員聽後，笑了笑。隨即他表情嚴肅地說：“你認爲入黨只是一種榮譽？那你就想錯了。入黨是一種信仰。你有爲共産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理想和決心，你就入；不想奮鬥，就不入！再好好地想一想吧。”

李指導員的話，震撼了我，讓我明白了入黨的真正目的。不久，我就果斷地上交了入黨申請書。

那時，黨組織的每次會議，我都記憶深刻。

有一回，支部民主會。在會上，我看到馬主任帶著女兒到了我們教室，于是，我馬上站起來說：“馬主任，你不該在上班的時間帶著你女兒到我們教室！”

馬主任參加過解放戰爭，是一位老幹部。他態度很誠懇地說：“蘇承業同志，接受你的批評，今後一定注意！但黨內都是平等的，要互相稱呼同志，今後黨的會議不要再稱呼我的職務，好嗎？”

我驚了，一個小學員和領導要互稱“同志”？

往後經曆的一些事情，讓我越來越能感受到，黨是爲人民服務的，黨內沒有特權，是平等和民主的，黨的各級組織隨時都受到黨員的監督！

例如，有個冬天，我們一間學員住的平房保溫牆，泄露了煤氣，導致幾個學員輕微中毒。

在年底的民主會上，幾個受害學員對系裏分管後勤的副主任提意見時，火力十分“猛烈”。

1965年9月，全軍院校學生開始參加“四清”。我和幾個同學去的是河北赤城縣的後樓工作隊。

那是我長大後第一次走進農村，真正開始了解和體驗社會勞動人民的真實生活。

後樓是個窮苦山村，距離縣城有40裏。剛到村子，我就被那裏的貧窮景象震驚到了。

我的房東大爺，老伴去世多年，留下一個13歲的兒子和一個8歲的女兒。全家只有一條褲子，老人外出幹活穿，兒子只能用破麻袋遮擋下身，女兒基本常年不出門。

我們到各家派飯，常常只喝粥，有的就是米湯。一年到頭見不到油星。

我十分心痛，也深深感到，解放了的人民，還沒過上好日子，革命的路還任重道遠啊！

感情的變化，讓我和老鄉成了一家人。

在老鄉家，我也染了一身一頭的虱子，開始有點怕，後來就習慣了。晚上睡覺前脫下衣服，把虱子擠得嘎巴響。

寒冬臘月，我看到孩子們凍得瑟瑟發抖，就把身上的絨衣褲送給他們。那時候，白天常常吃不飽，還要和社員們一起打井，挖溝，戰天鬥地地換取好收成。

記得有一次到縣城開會，有饅頭吃。或許是平時太餓了，我一個姑娘家，竟一口氣吃下7兩的大饅頭。

“四清”，讓我這個高高在上的“嬌”小姐，一下子掉到了百姓泥土中。父母經常和我說得“不要忘了人民是你的父母”，這次才有了真切體會。

1966年6月，我們結束“四清”，回到學院。

3年後，我被分配到了空軍435醫院作護理員。那會兒，工作很辛苦，每天要打掃衛生，給病人打水、洗漱等。

我那時也不怕吃苦，一心想著幹好手頭工作。在我的帶動下，我們護理小組贏得了周圍同志和傷病員的極大好評。

1970年10月，我度過了人生最煎熬的一天，我被單獨複員了。那一晚，我徹夜未眠。不過，我沒有被困難打倒，依舊以樂觀的心態去面對。

那時，我絕大部分的時間用來看書。看得都是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慢慢地我感覺頭腦清晰和聰明了不少。

1972年5月，空軍給我落實了政策，部隊也迫切需要外語幹部。于是，我又戴上了紅帽徽和紅領章，開啓了我的第二次軍旅生涯。

當時，空軍留我在北京，分在機關翻譯大隊。我毅然要求下基層，自願去往條件艱苦的沂蒙山區。

我去的那個單位，營房坐落在千米的高山上，條件十分艱苦。每天要沿著蜿蜒的山路，爬到幾百米的山頂洞庫中值班。

那時，沒有電視，除了幾個月看一次電影外，再沒有任何的娛樂方式了。即便如此，絲毫沒有讓我們戰備責任心受影響。

我在那待了一段時間，到兒子11個月時，才戀戀不舍地離開了那個大山。

1986年，我到了南京。逐漸成熟的我，工作上也到了得心應手的階段。我的日常工作嚴謹和“敵情通”大比武的突出表現，使我多次獲獎。

後來，我編譯出幾十篇敵情報告，以及外軍動向的譯文，爲軍區空軍寫過上百萬字的專業書籍，成了空軍的技術骨幹。

在我的軍旅生涯中，最讓我值得紀念的是，我被授予空軍大校的那一天。

1997年，我從崗位上退了下來。

縱觀我的參軍生涯，這一切的一切，都要感謝部隊給我的教育和鍛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