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府募兵是南北朝時期各個政權共通的現象，其所募之兵皆爲府兵，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制之所以特殊，就在于他在設置府兵的同時又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統轄制度，也就是“八柱國”制度。

其內容上的邏輯思路一目了然，即儀同將軍至柱國大將軍逐次對應，軍隊權力被逐次分化，但對這內容具體的闡述卻在各種關于這段曆史的材料中難以印證，甚至相互矛盾。

如同一開府將軍楊寬、怡峰等就受不同柱國的指揮，有時一個柱國指揮兩個以上的開府將軍或一個開府將軍指揮兩個以上的儀同將軍的例子也屢見不鮮。

爲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筆者有一大膽猜測，就是這種看似簡單邏輯的對應關系，僅僅指的是在大統十六年東魏被高齊所篡之時，宇文泰集全國軍事之主力東伐時期人員的臨時配置安排，換言之八柱國統兵制度並非定制。

比如八柱國之一的李虎在大統十七年（551年）就去世，已經打破了所謂的“八柱國”形式，而且八柱國同時並存的時期也只是在大統十五年到大統十七年短短三年之間。

而自大統十六年（550年）東伐以後，宇文泰在重要戰事的安排上往往派遣的是大將軍一級爲主帥的將領，如尉遲迥、王雄、達奚武、楊忠等。

根據《周書》記載大統十六年後重要戰事的領導將領除夏州集團核心人物于謹外，其他都是大將軍或開府將軍指揮，這更加說明八柱國統兵之制並非定制。

因此，宇文泰時期的府兵制需要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待剖釋，這就要求我們分析府兵制的時候，需要分爲以下幾個階段去探討。

如大統十六年前是各大柱國分權，依靠宇文泰個人權威團結的階段。西魏自建立之初與東魏的戰爭頻繁且激烈，而宇文泰初期所依靠的鮮卑士兵在經曆過長時間戰爭的赓續耗竭，在關隴漢化發達地區難以得到及時補充，急需擴大兵源。

尤其是大統九年的邙山之戰後，鮮卑士兵損耗更爲嚴重，擴軍之需迫在眉睫，于是“廣募關隴豪佑”。如何用少數胡化軍將去統領大量的漢族士兵，成爲宇文泰在這個階段亟需解決的問題。

因此，利用擁有長期征戰威望和政治軍事能力俱強，且值得信任的將領去統領和管轄新招募的士兵，是一個解決燃眉之急且行之有效的辦法。

于是武川集團各個將領分掌領兵，並在宇文泰個人的威望下，團結在一起成爲大統十六年前宇文泰對內穩定國家，對外攻城略地的政治需求和政治常態。

這一時期宇文泰借助府兵制傳達的政治意識是“等夷”和“協和”的話，那麽大統十六年後傳達的就是宇文氏家天下的政治意識。

如何來削弱“等夷”柱國的統兵之權呢？強行打破原有制度上層結構如取消六柱國這一舉措雖然看似簡單，但很有可能引起新的動亂，所以宇文泰在此時拉攏軍隊中下層將領就不失爲一個好辦法。

封建社會籠絡有功之臣，除了加官進爵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手段，那就是賜姓。在大統十六年前據《周書》所載，宇文泰賜予下臣宇文姓的只有劉雄、王傑、崔謙、唐瑾少數幾人與其他鮮卑賜姓情況差別不大，而且其中賜姓文臣的比重較大，但在大統十六後情況發生了根本性扭轉。

在大統十六年前宇文氏與其他鮮卑氏賜姓結構趨于均衡，其目的主要是爲了“協和”。而大統十六後，宇文氏賜姓增長明顯，說明宇文泰在爭奪中下層武力，架空、稀釋其他柱國軍權的步伐開始增強，並且重用于謹、尉遲迥、賀蘭祥這些夏州集團的內核成員，通過對外戰爭的形式逐步轉移軍權。

如把某柱國原統領下的軍將借戰爭需要調配給其他將領，這也就解釋了之前史料中提及的各大開府將軍統屬較爲“混亂”的問題，並在此基礎上達到集中中央軍權的目的。

通過擴大開府的數量，稀釋原有的二十四軍，並把新增的儀同府與骠騎府牢牢掌握在宇文氏的手中，逐漸把柱國平分軍權的軍權結構形式轉變成宇文氏獨大的局面，從而爲其個人君主化作軍事上的重要保證。

即使是在宇文泰去世後，依然可以保障宇文氏的君主化進程不被切斷，並于557年在其侄宇文護的擁立下，其嫡長子宇文覺成功即位，建立北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