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許世友住進了大別山，遠離是非之地。

不久，許世友的夫人田普與上海記者組的邢文舉打電話說：“邢記者，還是勸勸許司令吧，請他回來住吧！”

大別山的生活條件簡陋，洗澡還得用木盆，很不方便。

田普擔心丈夫許世友的身體狀況，便委托邢文舉幫忙勸說許世友搬離大別山。

于是，邢文舉按著田普的要求，直接給許世友打了電話，請他到上海來。

接到邢文舉的電話，許世友同意了，讓邢文舉要飛機。

邢文舉找了時任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他原是許世友的老部下。可廖政國卻說：“現在上海的氣象不好，暫時不能派飛機接許司令。”

邢文舉把情況和許世友說了以後，許世友直接給毛主席發了兩個電報，要求見毛主席。

邢文舉記得，電報是從北京轉到上海的。當時，毛主席就在上海，但十分保密。

毛主席看過電報後，派張春橋親自帶兩架飛機去接許世友。後來，邢文舉聽田普說，許世友見到毛主席就哭了。

在上海見到毛主席後，許世友對張春橋說，我要見我的老朋友，邢文舉。

那麽，邢文舉是誰？他和許世友之間有何聯系？

邢文舉于1933年出生在吉林省九台縣。

1950年11月，還在上學的他，懷著一顆“保家衛國”的雄心，毅然參軍參加了震驚世界的抗美援朝戰爭。

1953年4月，邢文舉在戰火彌漫的朝鮮火線上，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1965年，邢文舉在沈陽軍區後勤部七六七倉庫政治處任宣傳幹事。期間，他被調去參加社教工作團，在黑龍江通河縣搞了一年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

1966年，社教運動告一段落，邢文舉回到了原單位。

不久，七六七倉庫政委告訴邢文舉，說沈陽軍區後勤部來電話了，通知借調邢文舉到北京總政工作。

這天，沈陽軍區後勤部的幹部處長和保衛處長一起來到七六七倉庫找邢文舉談話：“組織調你到北京去，工作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好好表現。”

邢文舉當時的心情特別激動。

不過，令他沒想到的是，此行雖然只有16個月的時間，卻影響了他的後半生。

同年9月9日，與邢文舉一樣被借調的30多個戰士，從沈陽一起乘火車前往北京。

與此同時，濟南、廣州等軍區的戰士，也紛紛抵達北京，加起來共有200人。

人員到齊後，馬上召開會議，“中央文革記者站”負責人徐學增對這200多人說，以後這200人就是“中央文革記者”了，到各地是以《解放軍報》記者的名義公開活動，主要的任務是觀察“文化大革命”，反映各地情況，向“中央文革”報告。

後來，邢文舉了解到，徐學增是新華社資深軍事記者，戰爭年代寫過不少報道，爲人忠厚老實，對組織一向忠誠。

集訓和學習結束，邢文舉和另兩位戰士一起被分配到了江蘇省，住在南京軍區。

邢文舉他們到了南京後，南京軍區派人來車站接他們。令邢文舉感到吃驚的是，軍區政委杜平在華東飯店等候他們，並親自陪同他們。

杜平是邢文舉的老首長，在朝鮮，杜平是志願軍政治部主任，在沈陽，杜平是沈陽軍區政治部主任。

杜平交代南京軍區司令部管理局，給邢文舉他們配備了車輛，隨叫隨到。邢文舉回憶說：“我們在華東飯店就餐，每餐4個菜，不足部分，由南京軍區補貼。”

邢文舉他們剛到南京，只有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政委杜平等主要領導清楚，江西省委對他們的身份一無所知。

依照當時的中央指示精神，軍隊指戰員不許介入地方“文革”，因此，大字報欄前出現了三個穿軍裝的人，立即引起了市委警衛戰士的警覺。

邢文舉他們無法向警衛戰士解釋，只能說，可以直接請示許世友、杜平。後來，邢文舉得知，警衛戰士得到的回複是，這三位同志行動自便，不要幹預他們的類似活動！

邢文舉他們三人在南京華東飯店時，許世友幾乎每個星期都來華東飯店，與記者組坐一坐，唠一唠，談談有關情況。

記者組中，邢文舉很健談。因許世友的性格好爽，所以他很願意與邢文舉交談。

在南京，許世友曾多次請邢文舉吃飯。有時一個星期請一次。許世友請他吃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也能喝些酒。

能喝酒的記者，許世友願意交往。

後來，邢文舉了解到，許世友去安徽時，也曾請駐那裏的“中央文革記者站”的記者劉慎思吃飯。

劉慎思之後就此寫了一篇回憶文章，名爲《與許世友將軍的一次“對飲”》。

那時，他和許世友吃飯喝酒，閑聊中也離不開政治。

1966年冬，當時紅得發紫的聶元梓，蒯大富來到南京，住在南京大學，讓邢文舉去談談江蘇省兩大造反派的情況。

邢文舉奉命前去，與他們談了一個多鍾頭。

事後的一天，許世友來到華東飯店找邢文舉，說起了蒯大富在南京五台山體育場開批鬥大會，將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好一頓羞辱。

許世友很氣憤地說：“對革命老幹部，他們怎麽能這麽做呢？“

邢文舉連忙說，那天他給周總理打電話，周總理讓他進行勸說，可不管用啊！

許世友說：“他們算什麽東西？見到我們老幹部，好像他們是多大官兒。你看他們那個得意勁兒，什麽造反派，我看不是好人！”

後來，隨著南京形勢的混亂，許世友住進了大別山。在邢文舉的勸說下，許世友來到了上海。

許世友對張春橋說，要見邢文舉。張春橋說：“你見他還不容易，以後再見吧。”

不久，周總理通知許世友到北京參加那年的國慶觀禮，並派飛機來接他。國慶觀禮後，許世友又回到了上海。

不久，許世友讓秘書去請邢文舉到他住處談話。

1969年11月，邢文舉卸下了“解放軍報記者”的擔子，回到沈陽軍區原單位工作。

那天，許世友見到邢文舉，又請他吃飯。喝酒時，談起了兩人在南京、上海經曆的事，仿佛怎麽也聊不夠。

許世友問他：“這回你還去上海嗎？”

邢文舉回答：“不去了。”

許世友擺擺手，說：“對！你別去上海了。今後，也不要當什麽官了。”

那會兒，社會上的物資很緊缺。許世友問邢文舉有什麽東西要買嗎？

邢文舉想了想說：“許司令，我想請您幫我買一台自行車，在沈陽很難買到。”

許世友立即和身邊人說：“去，趕快幫他買一輛。”

以後，邢文舉在沈陽街頭騎著許世友幫他買的那輛自行車，總能感受到許司令對自己的關愛。

後來，許世友退下來之前，邢文舉夫婦曾去南京看望過許世友。那會兒，許世友已經不能走了。

離別時，許世友很深情地說：“文舉，你走了，我不送了。”

從那以後，邢文舉一直和許世友一家保持聯系。許世友去世後，邢文舉和田普，以及小女兒田小兵還有聯系。

後來，田小兵去了沈陽軍區當兵，在《前進報》社當編輯。期間，田小兵多次到邢文舉家做客。

許世友誕辰100周年之時，邢文舉還收到了田普特意從北京寄去的一本《許世友回憶錄》。

邢文舉雖然和許世友相處的時間不長，但兩人談話很投機，喝酒也能喝到一起，關鍵的是他們在很多政治事情上的看法是一致的。許世友很喜歡邢文舉這個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