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樣的工作才算是好工作？這是我在過去兩年采訪衆多職場人士時，最常聽到的問題。他們的選擇，如同鏡子一般，映射出當下社會的價值取向。
高校應屆生的畢業季，總是充滿了焦慮與期待。2023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將達到1158萬人，同比增加82萬人。曾經的“金三銀四”“金九銀十”就業高峰似乎已悄然遠去，許多求職者投出上百份簡曆，卻如同石沉大海，鮮有回音。
面對就業的壓力，許多本科生選擇繼續深造，但考研的道路同樣競爭激烈。一位2022屆畢業生告訴我，她宿舍的六個人都在考研，競爭之激烈可見一斑。全國考研報名人數逐年攀升，從457萬人增至474萬人，達到了曆史報考人數最高峰。
在這個“考試大國”的時代背景下，體制內的工作成爲了許多人眼中的“香饽饽”。穩定、公平、固定的工作時間等因素使得考公、考編成爲了熱門選擇。一位35歲的二胎媽媽選擇考公，是因爲在育兒幾年後，她幾乎找不到其他工作，考公成爲了她唯一的“公平渠道”。而一位連續考公多年的90後則表示，他選擇體制內工作的主要原因是能有固定的“工作外時間”，用于追求自己的興趣愛好。
與此同時，互聯網大廠則代表著另一種“好工作”的典範。雖然工作強度大，但收入可觀、職位體面，且具有一定的精英色彩。進入互聯網大廠成爲了許多名校青年的熱門選擇，而那些因學曆等原因無法進入大廠的年輕人，則願意選擇大廠的“外包”崗位作爲跳板。
根據脈脈發布的《人才吸引力報告》，互聯網仍是最大的人才流入行業，但在工作幸福感方面，互聯網人的幸福度卻墊底。前程無憂發布的《2022職業倦怠報告》顯示，只有12%的職場人能從工作中獲得快樂，職場倦怠指數高達68.4%。
倦怠感一方面來自于過勞，另一方面則源于一種“荒蕪感”。許多坐在辦公室裏的工作看似光鮮亮麗，實則充滿了無盡的重複勞動、繁瑣的辦事流程以及複雜的人際關系。這種“不在流水線，卻仍是一顆螺絲釘”的感受導致了意義感的喪失，使得許多人開始質疑所謂的“好工作”。
在這個價值多元的時代背景下，一個既能滿足生存所需，又能帶來精神滿足的“好工作”似乎變得越來越遙不可及。我們不禁要問：逃離工位以後，我們真的能擺脫工作倦怠嗎？或許，真正的答案並不在于工作本身，而在于我們如何重新定義工作的意義和價值，尋找那份讓自己真正滿意和幸福的“好工作”。
在探討工作的正當性時，我們可以從齊格蒙特·鮑曼的觀點出發，深入探討工作倫理的演變及其背後的社會現象。鮑曼指出，自工業時代以來，西方社會一直被“工作倫理”所主導，這種倫理觀念認爲工作本身具有價值，是一種高尚且鼓舞人心的活動。它強調，無論是否有明顯的收益，人們都應該繼續工作，因爲工作即正義，而不工作則被視爲罪惡。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工作倫理也在逐漸發生變化。一方面，消費社會的崛起使得工作和消費之間形成了一種密切的循環關系。在生産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的轉變過程中，僅僅“擁有一份工作”已經不再是衡量一個人價值的唯一標准。鮑曼在《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一書中提到，過去，工作被視爲正義的象征，但在消費社會中，一個雖然有工作但消費能力不足的人，往往被視爲有缺陷的消費者，甚至被排除在社會秩序之外。
另一方面，人們對理想工作的追求也受到了一種過度“自我驅動”的影響。德國哲學家韓炳哲認爲，我們正處于一個“功績社會”之中。在這個社會中，都市年輕人的勞動已經從傳統的“被剝削”轉變爲一種“自我剝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肯定性暴力，使我們前所未有地強調自我實現，反而使自由本身成爲了被榨取的對象。這種對自我實現的過度追求，使得“工作正當性”的背後隱藏著個體意義感的巨大缺失。隨著社會化分工的日益精細，人們越來越感到自己像是一個個渺小的螺絲釘，難以看到自己的工作在整個社會中的價值和意義。
在這種背景下，工作本身逐漸成爲了一個目的，人們感到越來越迷茫。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稱之爲“現代工作的悖論”：“大部分人的尊嚴感和自我價值感與工作謀生息息相關，但與此同時，大部分人又憎恨自己的工作。”格雷伯在2013年的一篇雜志文章中提出了“ ** 工作”的概念，指的是那些功能上毫無意義甚至有害的、定期領取薪水的職業。這些工作因其無意義或有害程度之高，以至于從事這份工作的人都無法爲其找出合適的存在理由。格雷伯進一步指出，世界上約有40%的工作都屬于這種“ ** 工作”，它們主要集中在服務業和信息業，以白領工作爲主，其核心特征是虛僞和無目標感。
盡管我們不能輕易地將某些工作貼上“ ** 工作”的標簽，但我們確實可以感受到，許多原本具有價值和意義的工作正在逐漸變得“ ** 化”。例如，高校工作者在填寫各種行政文書上花費的時間越來越多，醫生和護士的大部分工作時間都被材料和會議所占據。這些現象都讓我們不禁思考：工作究竟是爲了什麽？是爲了謀生還是爲了實現自我價值？當工作變得越來越無意義和虛僞時，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審視我們的工作倫理和價值觀？
逃離工位，真的意味著自由嗎？
逃離工位，或許對于許多人來說，是一個擺脫束縛、追求自由的途徑。但真正的自由，是否就此觸手可及呢？
當下的年輕人，對于工作的選擇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不再滿足于傳統的白領工作，而是開始嘗試各種新的工作形式。有的選擇做“輕體力活”，希望通過更具體的勞動來尋找生活的意義；有的則發展副業，試圖將愛好轉化爲收入；更有的人選擇成爲數字遊民，探索現代工作的新可能。
然而，這些新型的工作模式也並非完美無缺。許多年輕人在擺攤、做自由職業時，雖然短暫地獲得了心靈的甯靜，但卻難以獲得滿意的薪酬和醫療保障。一位從營銷公司離職的年輕人就表示，體力勞動並不能解決他的“精神內耗”。
同時，隨著靈活就業的興起，各種自由職業平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然而，現實情況是，自由職業並不意味著真正的“自由”。許多自由職業者面臨著收入不穩定、工作機會有限的困境。即使是像UP主這樣的網絡紅人，也會因爲內容生産帶來的收入不足而宣布停更。
那麽，逃離工位是否真的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呢？事實上，徹底逃離當代生活可能代價巨大，也幾乎不可能。一位曾選擇出家的女生在體驗了四個月的清靜生活後，最終還是回到了北京，因爲她無法割舍房貸、寵物、男朋友和藝術展等現實生活的牽絆。
面對這樣的困境，我們或許可以從拓寬對工作的理解開始。除了薪資回報外，工作成就感、展現自己的機會等因素也同樣重要。好的工作應該是一個讓你感到興趣和意義的工作，是一個合作性的工作，也是一個對別人有用的工作。
此外，我們也應該嘗試用更寬廣的視角來定義自己。與其過分關注工作帶來的物質回報和社會地位，不如關注自己內心的需求和生命的價值。正如格雷伯在《毫無意義的工作》一書中所說，人們在死後，曾經的存在都會被濃縮在曾付出和收獲的愛之中。
因此，逃離工位並不是萬能的解決方案，也不是唯一的選擇。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工作的意義和價值，尋找那份讓自己感到真正自由和滿足的工作。同時，我們也要學會在生活中平衡各種需求和價值，讓生命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