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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因勇于直言，批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而遭到了錯誤的批判。此後，他被免去一切職務，並從中南海搬到了位于北京西郊的吳家花園。

離開了工作崗位，又與外界基本隔絕，彭德懷便賦閑在家，但閑不下來的他，在吳家花園裏開始了開荒種地。

這一時期，曾與他出生入死的烈士的後代經常來看望他，起初，警衛員和工作人員還詢問得十分詳細，到後來，警衛員也漸漸認識了常來的這些人，便不再多問。

1963年以後，彭德懷不再能夠收到要求他開會的通知，中央黨校也不再安排教員來輔導讓他聽課。只是極偶爾的時候，幾個校領導會一起來，因爲他們要向中央提交報告。

彭德懷這時也已經感到自己再沒有洗刷罪名的機會了，于是，他也放棄了向毛主席寫信、申訴的念頭。此後三年裏，他沒有給毛主席和中央寫過一封信。

雖然不再對恢複工作抱有希望，但這反倒讓彭德懷心中多了一份坦然和豁達。不過，他的妻子浦安修卻因此受到了連累，被迫卷入到了黨內鬥爭中。

浦安修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的黨委副書記，自廬山會議以來，她每天面臨的壓力越來越重。

1962年9月開始，浦安修的壓力進一步加重，北京師範大學經常有人來給她做工作，明確要求她與彭德懷“劃清界限”。

這段時間，她經常痛哭流涕，心中充滿了恐懼，精神處于迷茫和近乎崩潰的狀態。她還曾給丈夫寫信，指責他舊軍隊出身，行事魯莽，不懂得尊重毛主席。

在這樣高壓的狀態下，浦安修萌生了離婚的念頭，但她沒有勇氣親自找彭德懷談論此事，于是，她選擇了跟侄女彭梅魁說。

很快，浦安修的離婚報告便經由北師大黨委轉報給了鄧小平，鄧小平看後，批示道：“這是家務事，我們不管。”

彭梅魁找到彭德懷向他說了浦安修提出離婚的事情，彭德懷聽後，只是默默地坐在沙發上，閉上眼睛沉思著，半天不說一句話。最後，他歎了一口氣，站起身對侄女說道：“我的問題還沒結束，她壓力確實很大，離就離吧。她也只能走這條路。”

不過，由于當時情況特殊，浦安修和彭德懷雖然私下已經說明了解除婚姻關系，但兩人並沒有上法院正式解除。

因此，兩人還曾在一次批鬥大會上見了面，浦安修在大會上被打倒在地，一旁的彭德懷見狀，大聲喊道：“我們已經分手了，她是無辜的。”

誰都沒有想到，這次見面是兩人的最後一面。

1974年9月，彭德懷病危，他多次在病重期間提出想要見一見毛主席或者周總理、葉劍英，但未能如願。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帶著遺憾離開了人間，終年76歲。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爲彭德懷平反昭雪，而浦安修也恢複了工作，摘掉了頭上的“帽子”。

她一想到自己在彭德懷人生最苦難的時候選擇了離婚便後悔不已，中央領導同志諒解了她當初的選擇，加之她跟彭德懷的婚姻關系還存在。于是，在1978年12月24日召開的彭德懷追悼大會上，浦安修作爲彭德懷遺孀的身份參加了追悼大會。

追悼大會正式召開前，張聞天的妻子劉英在看望浦安修時，曾直率而誠懇地責怪她說：“彭老總當初病危的時候，你沒有去看一看，這是不對的啊。”

聽到老大姐的話後，浦安修傷心地說道：“我害怕見到他，也害怕聽到他再談起那些問題讓我倆繼續吵架。”

“如果是我的話，就算天天吵架我也要去看他。”

劉英作爲張聞天的妻子，曾陪伴他經曆了無數風風雨雨，因此，面對外界的各種施壓，她是有經驗也有信心能夠抵擋的。但浦安修是第一次經曆這些，在如此巨大的壓力面前選擇認輸也不能說她錯。

劉英自然知道這個道理，也十分心疼她。臨走前，她寬慰浦安修說：“你是彭老總的妻子，以後你可以收集與彭老總有關的史料，還人民群衆一個真相，徹底恢複彭老總在曆史上的本來面目。”

此後，爲了告慰彭德懷，也爲了減輕自己內心的痛苦，浦安修在晚年將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到了整理彭德懷生前著述的工作中，此外，她還積極幫助爲曾受彭德懷案牽連的同志搜集資料，做平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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