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水浒傳》只覺一片赤誠。
英雄好漢見不到絲毫不公，路見不平。
必須發出一聲嘹亮的吼叫。
多年後，再次翻開《水浒》，發現這本書的價值觀，與今人之間的差別過于巨大。
以金庸老爺子的武俠小說爲案例。
《倚天屠龍記》當中，張無忌爲人處世處處不違背俠義道德，任何時候都不會爲了殺戮而殺戮。
還有那些少林寺的高僧，秉承著達摩祖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遺訓。
與喝酒吃肉的魯智深，有著天壤之別。
因此，再次讀到《水浒傳》，感官上會産生強烈的不適感。
武松的是與非這就是時代的不同帶來的差異。
施耐庵在十字坡這一章節，徹底地揭露了這一殘酷的真相。
十字坡，先是以武松的視角展開。
武松在吃飯時，發現食物中有毛，質問店家。
店家自然是矢口否。
武松走南闖北半生，早已識得江湖險惡，自然不會輕易入套。
他早已明白酒水中會有麻藥，故意裝作飲下，實則是故意看看對方究竟要如何。
果不其然，這是一家地地道道的黑店。
來往的無數客人，都被他們制作成了人肉包子。
“人肉包子”四個字，聽著就無比的恐怖。
當今社會，一旦出現這樣的事情，就會感覺駭人聽聞，在古代社會卻是司空見慣一樣的存在。
張青夫婦與武松經過一番交談，解了心中的疙瘩。
行者武松，一個敢于血濺鴛鴦樓的主，竟然沒有對這兩人做出任何舉動。
而且他清楚地看到了挂在牆上的四五張皮，竟然當作等閑視之。
從這一細節可以看出來，武松絕對不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物件。
如王陽明所說，人的內心深處都一個“良知”在。
沒有了“良知”，就會失去作爲“人”是屬性。
顯然，武松具備這樣的良知，但是他並沒有懲罰張青夫婦。
答案，其實就是武松的舉止間。
他與西門慶的恩怨，與蔣門神的恩怨，皆是因爲親人或者自己受到了委屈，所以才會大打出手。
對于旁觀者，對于沒有切實損害到其利益的行爲，他從不插手。
即使是在景陽岡上打虎，也是逼不得已。
因此，武俠並不算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俠客。
他只能算一個江湖中人，可以不辨善惡地替朋友兩肋插刀，這麽說或許對武松的形象有損，但這是事實。
再看張青夫婦，他們二人在十字坡上開店許久。
竟然沒有任何一位官家來查處。
可見當時的吏治已經壞到了極點，大家已經完全不信任官府。
武松這樣的人，都能在江湖上立足。
就是因爲大家在生活中，遇到太多不如意的地方，沉默了太久。
太需要這樣的人物出現，替他們做出他們許久不敢做出的事情。
從這個角度看，武松又是一位孤勇者。
現實世界一個的價值觀，往往藏在其言行舉止當中。
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
張青夫婦的話語，也藏在他們的價值觀，其中兩個字的出現直接道出了那個時代的真相。
張青提到一位頭陀，按照他們的店裏的規矩，這頭陀原不在這個行列。
他們的店裏有“三不殺”：
第一是僧人，第二是風塵女子，第三則是犯人。
在他們看來這三者都是紅塵中的可憐人。
本就遭遇了衆多的苦楚，必須放他們的一條出路，不然容易遭到天譴。
可惜孫二娘從來不管什麽鳥什子規矩，當她回來時，頭陀已經被被麻反，再聽一聽原話：
“歸來的遲到了些，然後被卸了四足。”
動物是四肢爬行，人類因爲生存的需要，已經學會了直立行走。
因此，人類稱呼上肢爲手，下肢爲足，形容人類的四肢。
可以說“手腳並用”，從來沒有“四足”一說。
這兩個字可以看出，在張青夫婦的眼中，人已經不再是人，而是動物的一種。
和豬牛羊沒有什麽大的區別。
由此可知，那個社會已經把“惡”放大化。
爲了自己的生存，他們的生命不足道哉。
施耐庵爲什麽要這麽寫？他們到底爲了彰顯什麽？
必須從作者的生活背景當中，去尋找答案，他生活在元末明初。
元朝的建立者是蒙古族，曆史上有著明確的記載。
曆史上，但凡在中原地區猖狂過的少數民族，都看不柔弱的漢人，有一個已經消失的民族，叫做羯族。
他們稱呼漢人爲“兩腳羊”。
多麽辛辣的嘲諷與貶低。
他們在行軍的路上，甚至不帶糧食，直接以漢人爲軍糧。
蒙古人，則直接從制度上給漢人以最低地位。
漢人不允許參加科舉考試，家中不允許儲存任何金屬性的物件。
曆史總是以驚人的相似性出現，蒙古人以爲這樣做可以實現不朽。
但是實際上他們統治了不足百年。
就被一個放牛娃，灰溜溜地逃回北部草原。
施耐庵故意用這樣的詞彙寫作，目的就是在揭露那個沒有人性的社會。
很多年以後，同樣見識過的亂世的一位文人。
寫了一部名爲《狂人日記》的小說。
在小說當中，他冷峻的筆觸好似手術刀，直接把國人的靈魂解剖。
一覽無遺地放置到手術台，多少人看得不由得臉紅。
當然，仍然有不少人在重複著之前的路。
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然成爲了“吃人者”，或者“被吃者”。
這些只有等到他們實在退無可退的時候，才能意識到。
那個時候，或許他們會成爲張青夫婦那類人，或許成爲武松那樣的人，或許最終成爲衆人口中正是食用的食物。
如果這就是這個世界的運行規則。
那麽希望大家都能學習一下地藏菩薩，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積極入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