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劉邦是平民出身，在打下了漢朝的天下後，一些政權問題也隨之而來。

這其中最不可忽視的就是漢朝與南越國之間的關系。

可是貿然動武，對西漢這個剛剛建立起來的王朝來說會元氣大傷，在多方面衡量之下，漢高祖劉邦與他的功臣集團一同商量了對付敵國的手段到底該用什麽。

這一手段因爲效果良好，被後人稱爲“布衣將相之局”，也讓我們從中看到了劉邦的大智慧。

那麽，他究竟用了什麽手段呢？

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建立西漢王朝，追隨他的文武百官都成爲開國元勳，他們身居要職，組成以地主階級爲主的統治集團，這些人很多都出身平民或者中小地主階級，清代曆史學家趙翼將這種現象稱爲“漢初布衣將相之局”。

劉邦本人出身平民階級，曾經任秦基層泗水亭長，家中雖然有田産，但家人仍需參加生産勞動，而他自己常常欠別人的酒錢而無力償還。當時有一大批優秀的人才加入劉邦集團。

從《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所列十八功臣列表可知這些開國功臣的出身：蕭何曾爲沛主吏掾，曹參曾爲獄掾，周勃以織薄曲爲生，樊哙在參加起義軍前以屠狗爲事，郦商家貧落魄，灌嬰曾以販缯爲生。

“從出身或原職業看，十八人中出身小官吏或‘中涓’‘舍人’的十名，出身‘織薄曲爲生’等小手工業者或‘家貧’的下層人民者四人，其余四人一名爲張耳之子張敖，一名爲身份不明的陳武。明確表明社會地位較高的只有丁複爲‘越將’，王陵爲‘縣豪’，在十八人中僅占九分之一”。以上這些人，構成漢初最高的統治集團，即“布衣將相”功臣集團。

大量出身下層的人士進入最高統治集團，成爲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者和推行者，他們都經曆了秦王朝由于極其殘暴的統治而導致王朝迅速滅亡的曆史，在秦末農民起義中感受到農民的強大力量且對民間疾苦有一定了解，清楚地認識到當時的整個社會民生凋敝，經濟極度匮乏，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統治者的貪欲再大，也無從談起。

因此，在西漢王朝建立以後，爲了穩定社會秩序，發展生産，漢朝統治階層對農民的壓榨、剝削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減輕，對勞動人民施行有限度的妥協和退讓，緩和了秦末以來的社會矛盾。漢初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爲下一階段的興盛繁榮打下了基礎，經過孝惠、高後、文、景諸帝對經濟政策的調整，西漢社會經濟得以迅速恢複和發展。

楚漢戰爭中，劉邦爲了爭取同盟軍，籠絡有實力的將領共同消滅項羽，曾先後分封了八個異姓諸侯王。異姓諸侯王的存在對西漢王朝中央集權造成極大威脅，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和國家統一的嚴重障礙，到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主要異姓諸侯王都被消滅，只留下最弱小的長沙國充當漢朝與南越國之間的緩沖。

在消滅異姓諸侯王的同時，劉邦又大封劉氏子弟爲同姓諸侯王，以期能拱衛中央，文帝即位後，爲鞏固地位又繼續分封諸侯王，到漢景帝時，同姓諸侯王實力強大到足以和中央政府對抗，嚴重威脅到中央集權的統治，最終引發七國之亂，七國之亂被鎮壓後，西漢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削弱和控制諸侯王勢力的措施，大大加強了中央政府的集權統治。

在北部邊疆地區，西漢建國時期正是匈奴發展擴張的時期，中原的西漢王朝無論從經濟還是軍事實力上，均無力抵抗匈奴的南侵。公元前200年，劉邦討伐匈奴被困于平成白登山，漢軍將士七天七夜不得突圍，形勢萬分危急，幸得陳平用計才得以解困。

白登之圍使劉邦認識到了漢初國力的真實水平，想要通過戰爭的辦法徹底擊潰匈奴是不現實的，轉而采取和親政策，每年還送去大批的絲綢、糧食和酒，以緩和匈奴對邊境地區的騷擾。

秦始皇征服百越後，在嶺南地區置南海、桂林、象郡。秦末天下大亂，秦南海尉趙佗斷絕通往中原之道，居兵自守。秦滅亡後，趙佗于高帝三年（公元前204）自立爲南越武王。這樣，在剛剛建立的漢王朝南面，就出現了一個獨立國家。漢朝初年，劉邦忙于應對國內異姓諸侯王的反叛和北面匈奴的侵擾，無暇顧及嶺南地區。

公元前196年，隨著國內局勢逐漸穩定，劉邦才有時間處理南越國問題，但畢竟國內社會經濟尚待恢複，漢朝統治者即使有征服嶺南之心，在征募兵卒、籌集物資上也存在一定困難，不宜付諸武力，只能對南越國采取懷柔政策，寄希望于南越國勿爲邊患。基于此，劉邦選擇了“布衣將相”功臣成員陸賈爲使者出使南越。陸賈見到趙佗後，表示：

趙佗趁機打聽中原的形勢，陸賈說：

趙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趙佗遂接受漢朝的冊封，願意奉行漢朝的诏令，成爲漢的藩國。漢與南越國之間的和睦政策，對雙方都是有利的，但政治格局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劉邦在封趙佗爲南越王之前，已于公元前202年封吳芮爲長沙王，將嶺南三郡分封給長沙王，有意給趙佗樹敵。趙佗對漢朝廷也是充滿了猜疑，不斷加強邊境的防範。但就總體而言，在劉邦時期，漢越雙方基本保持了和平友好的關系。漢惠帝劉盈在位期間，與南越國繼續維持著和平友好關系。

惠帝死後，呂後執政，在呂後執政的前四年，漢越雙方的關系維持著原狀，到了第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83年春，呂後開始對南越國采取歧視政策，“以有司請禁絕南越關市金鐵、田器，及馬、牛、羊、畜毋得關以牝，著令于邊”，此時南越國的經濟雖然有了很大的發展，但農業生産所需要的生産工具仍然對中原有著極大的依賴性，呂後的禁令一旦執行，必將使南越國的經濟遭到很大打擊。

趙佗先後多次派遣高級官員前往長安，請求呂後改變經濟封鎖政策，呂後不但不准，反而將南越國來使扣押起來，還誅殺了趙佗在中原的親族，搗毀了趙佗父母在中原的墳墓。呂後的舉動激怒了趙佗，他公開譴責呂後對南越國實行“別異蠻夷”的政策。公元前183年，趙佗稱帝，自立南越武帝，正式與漢朝分庭抗禮。呂後聞訊後，派遣將領南下征討，由于中原的士兵不適應嶺南炎熱潮濕的氣候，很多將士生病，導致常年戰敗。

直到呂後死後，這場無論是對漢朝還是南越國都沒有益處的戰爭才宣告結束，此時的漢越關系陷入低谷。公元前180年，漢文帝即位，文帝初年政局不穩，爲了能夠穩定局勢，文帝對“布衣將相”集團多有倚重，重要成員周勃、王陵、陳平等人先後出任丞相，他們繼續執行劉邦制定的“休養生息”政策。

爲了能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發展國內社會經濟，漢文帝繼位後，在“布衣將相”功臣集團的支持下，開始糾正呂後統治時期對南越國所采取的錯誤政策。此時，趙佗似乎看到了漢朝政治方針的變化並預判到即將要發生的事，他通過駐守漢越邊境的漢朝將領周竈主動聯系漢文帝，漢文帝接到信後，修葺趙佗的祖墳，對趙佗留在中原的親屬加以封賞，這些舉動使漢越關系出現了轉機。

爲進一步改善與南越國的關系，漢文帝決定派遣使者前往南越，漢文帝向陳平詢問誰可以出使南越，陳平認爲陸賈在漢高祖時曾經出使過南越，對南越國的情況比較熟悉，可以但此大任，漢文帝于是命陸賈再次出使南越。陸賈來到南越後，向趙佗呈送了漢文帝的書信，這封書信就是著名的《賜南越王趙佗書》。

文帝在開頭稱“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以平和友好的姿態取代君臨屬國的氣勢向趙佗致以問候，接著“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裏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坦承自己並非高祖的嫡子，與呂後無血緣，有助于減輕趙佗對呂後制裁的反感，且表明自己藩國遠離京城，沒有卷入朝廷對南越國事務的紛爭。

“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後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悖暴乎治”，文帝將漢越關系不合的責任推到呂後身上，繼而又以呂後有病爲之推脫。

在追述呂後的親信被清除，自己又被衆臣推立爲帝之後，文帝便理所當然地轉入雙方修複關系的主題“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文帝滿足了趙佗的部分要求，既是讓步，也是迫使趙佗不稱帝的一個條件。

文帝對趙佗侵犯長沙國的邊境，作了分析和勸說：“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關于南越國和長沙國的領土糾紛，文帝寫道“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

同時，“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在這裏，漢文帝提出了南越國的北部疆界問題和極富創造性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政治構想“服領以南，王自治之”。

最後文帝指出了趙佗稱帝和中央抗衡的關鍵問題：“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趙佗

這一番話講的很婉轉，指出了趙佗稱帝的不合理、不合法以及稱帝的直接後果，而漢朝是不希望走到這一步的，戰則俱傷，合則兩利，所以希望趙佗放棄稱帝，漢朝也不追究，互通使節，永遠交好。

趙佗在嶺南經營多年，深知嶺南雖然經過四十多年的開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有了提高，但與中原漢朝相比還是遜色很多。審時度勢，趙佗同意去帝號“頓首謝，願奉明诏，長爲藩臣”。陸賈的第二次出使，使南越國和漢朝恢複劉邦時期的友好關系，在隨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南越國以諸侯的地位事漢，每年在春秋兩季派人到長安朝見漢朝皇帝，雙方和平共處多年。

但是在南越國內，趙佗仍然繼續用著皇帝的名號。公元前156年，漢武帝即位。漢帝國的統治政策和指導思想開始發生變化，漢初“布衣將相”功臣集團在政治的影響力開始減弱並最終退出曆史舞台。經過漢初六十多年的休養生息，漢王朝經濟繁榮，漢武帝推行“推恩令”鞏固中央集權，皇帝獨攬大政。

在對待南越國關系方面，“布衣將相”功臣集團以恢複和發展國內經濟爲根本要務，妥善處理漢越兩者的關系，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保持了相對和平穩定的局面，爲漢朝也爲嶺南地區的繁榮做出了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