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新加坡國父”，李光耀以他的智慧和坦率贏得了世界各國總統和總理的敬佩。
一些國家領導人自己的國家比新加坡強大得多，但他們對李光耀尊敬有加，因爲他的洞見能幫他們看清自己面對的根本性挑戰。一個小小的、脆弱的城市國家的領導人怎麽能對世界上如此多的領導人産生如此重大的影響？他看問題的角度是什麽？危急時刻如何運用他的思維框架？
在某種意義上，李光耀對世界秩序的追求永遠在路上。
在“曆史活化石”基辛格的百歲遺作《論領導力》中，基辛格以親曆者的視角，通過梳理翔實的曆史資料，對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的領導力進行了具象化的解讀，談及李光耀眼中的中美兩國，基辛格這樣寫道：
李光耀敬佩美國，美國的搖擺使他感到不安。他敬畏中國，因爲中國專心致志追求自己的目標。李光耀從曆史上與中國的緊密關系和出于需求與美國建立的友誼中，爲新加坡營造了安全和未來。
李光耀一生中堅信，他的國家必須保持卓越，因爲它永遠在生存與災難之間走鋼絲。
【美】基辛格著
胡利平 林華譯
出版時間：2024年3月
01 “我怕的是中國也許太弱了。”
李光耀看到了中國領導亞洲的潛力。1973年，中國還被認爲是經濟落後國家時，他就說：“中國會成功的，只是時間問題。”然而，直至1979年，他還覺得中國在中期內仍會相對較弱。
世界以爲中國是個巨人，其實它更像個軟塌塌的水母。他們有資源，（也有）兩個弱點，即共産主義制度和缺乏訓練及專門知識。我們得看一看他們用這些能做成什麽。現在，我擔心他們可能不夠強，無法如我們希望的那樣抗衡蘇聯人。我不怕一個強大的中國，我怕的是中國也許太弱了。我們若要按照自己的心意選擇一起發展的夥伴，對方就需要達到一定的實力。他們將需要15~20年，甚至是30~40年的時間。
那時李光耀對中國崛起的態度有些複雜，因爲新加坡有著“相互沖突的目標”：既想使中國強大到足以威嚇共産主義越南（李光耀認爲那樣能“緩解”壓力），又希望中國不致強大到統一台灣的程度。不過，即使在中國相對虛弱的當時，李光耀就發出了關于中國的決心和它可能引發巨變的警告：“我不知道（中國）領導層是否完全明白他們一旦成功必將發生的變化的性質。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想成功。”李光耀的預言和前一個時代的偉大戰略家拿破侖不謀而合。據說拿破侖談到對中國的看法時說：“讓中國沉睡吧。她一旦醒來，會震撼世界。”
但那會是什麽時候呢？到1993年，李光耀的觀點發生了變化。中國崛起不再遙遠，而是已經成爲當時的首要挑戰。他說：“中國對世界平衡的影響如此之大，世界必須在30~40年內找到一個新的平衡。”“不可能假裝中國只是又一個大玩家，”他接著說，“它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玩家。”135幾年後，李光耀對這個觀點做了進一步闡述：
除非發生重大的不可預見的災難，給中國帶來混亂，或將其再次分裂爲多個軍閥割據地，否則中國人民重新組織、重新教育並訓練自己來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就只是時間問題。
李光耀對中國的態度如同他對美國的分析，完全不受感情因素影響。在他看來，美國方面的挑戰是它在缺乏內省的理想主義和經常發作的自我懷疑之間的搖擺，中國造成的問題則是傳統帝國模式的死灰複燃。幾千年來，中國自認爲是位于世界中心的“中央王國”，把所有其他國家都歸爲朝貢國。如此悠久的曆史必然對中國人的思維産生影響，令其發展出霸權思想。“此時，我覺得美國造成的結果對我們最有利，”李光耀在2011年接受采訪時這樣說：
我不認爲中國是美國那樣的善良強國。我的意思是，他們說不稱霸。如果你沒有稱霸的打算，爲什麽不斷地告訴世界你不會稱霸呢？
在毛澤東時代，李光耀堅決抵制中國的政策，後來又努力打消任何覺得華人占多數的新加坡會自然而然地和母國站在一起的印象。他一直宣稱，新加坡將是東盟成員國中最後一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新加坡曾依靠中國台灣的投資和技術來發展工業，最先發展起來的是紡織業和塑料工業。）20世紀70年代，西方開始接納中國之後，李光耀沒有食言。他爲新加坡設的定位是保持相對于鄰國和超級大國的自主自治。1975年，他沒有理會周恩來向他發出的訪華邀請。由于這個決定，他從未與當時已身患沉疴的周恩來見過面。
02 李光耀歡迎鄧小平到訪，特意安排煙灰缸
到1990年，新加坡才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1978年11月，李光耀歡迎了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到訪。那次訪問標志著當代新中關系的開端。李光耀爲顯示對這次訪問的重視，特意安排在這位喜歡吸煙的中國領導人面前擺上一個煙灰缸和一個痰盂，盡管新加坡法律禁止吸煙（李光耀自己對煙霧嚴重過敏）。
鄧小平此行是想動員東南亞國家反對蘇聯和統一後的越南。李光耀的首要關注卻是緩解中國對新加坡政策的專橫傾向。他對鄧小平解釋說，中國的電台廣播意圖煽動東南亞華僑，造成他們思想的極端化，這使他很難與北京合作。他要求鄧小平停止宣傳活動。沒出兩年，這樣的活動就逐漸停止了。多年後，李光耀把鄧小平列爲他最欽佩的3位世界領導人之一（其他兩位是夏爾·戴高樂和溫斯頓·丘吉爾）。在他看來，鄧小平“是一位偉人，因爲他把中國從一個羸弱不堪、本來可能會像蘇聯一樣崩塌的國家，變成了今天闊步走向全球最大經濟體地位的國家”。
據爲鄧小平作傳的著名漢學家傅高義所說，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對該推行何種經濟政策尚未拿定主意，但那次訪問“使鄧小平堅定了開展根本性改革的信念”。訪新歸來第二個月，鄧小平就宣布了開放政策，在中國沿海設立“經濟特區”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傅高義說，“鄧小平覺得，井然有序的新加坡是改革的好榜樣”，于是派人去那裏“學習城市規劃、公共管理和控制腐敗”。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李光耀尚未完全承認中國就開始每年訪華，去觀察中國的城市發展和農業改革，並與中國高官建立關系。他向當時的中國總理提出，爲經濟增長而推行開放不一定要放棄“儒家價值觀”。後來，這位總理借用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那句名言，說李光耀“爲我們縮短了過河的時間”。
李光耀提供的建議清楚地反映在蘇州的新加坡工業園中。蘇州是上海附近的一座古城，以衆多美麗的中國傳統園林著稱。新加坡工業園在1994年開園，是爲了將新加坡的管理方法與當地勞動力相結合，借以加速工業化，吸引外資來華。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公司和GIC（過去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成了在華主要投資者。李光耀希望中國經濟發展，政治穩定。他深信，中國若發生政治內爆，將給全世界帶來可怕的風險，其中的各種危險在蘇聯解體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李光耀後來對比中蘇兩個案例時說：
鄧小平是中國唯一在政治上有權威，也有力量扭轉毛澤東政策的領導人……身爲經過戰爭洗禮的老革命，他看出了革命的早期迹象。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不同，他僅僅在書本上讀到過革命，沒有看出蘇聯即將崩潰的危險信號。
中國的經濟改革在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後再次啓動。在那次長達一個月的影響深遠的重要旅行中，已經退休的87歲的鄧小平走了好幾個南方城市，令人信服地重申了堅持改革開放的重要性。
03 “美國和中國一旦開戰將是世界末日”
對美國來說，李光耀關于中國的評論令它清醒，其最深層的意思聽之逆耳，即：美國在西太平洋，也許在更大的世界中，將不得不與一個新興超級大國分享卓越地位。“它只能與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共處”，李光耀在2011年說，而這“對美國是全新的感受，因爲以前從未有過哪個國家大到足以對美國的地位構成挑戰，而中國在20到30年後就能做到”。
李光耀警告說，這樣的形勢對堅信美國例外主義的美國社會來說將是痛苦的。但是，美國的繁榮本身就源于例外因素：“地緣政治的好運、豐富的資源和大批移民帶來的活力、來自歐洲的大量資本和技術，以及把美國與世界沖突遠遠隔開的兩個大洋。”在今後的世界裏，隨著中國成爲擁有尖端技術的可畏的軍事強國，地理不再是美國的屏障。
李光耀預見到，將要到來的變化會對現有國際平衡構成挑戰，使夾在中間的國家難以自處。坦桑尼亞前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告誡李光耀說：“大象打架，小草遭殃。”我們前面看到，李光耀也喜歡用大象打比方，他回答尼雷爾說：“大象做愛，小草也遭殃。”他相信，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若能保持友好而冷靜的關系，那將最有利于新加坡的穩定與增長。但是，李光耀在與華盛頓和北京的互動中，表現得不像新加坡國家利益的鼓吹者，而更像是那兩個可怕巨人的哲學導師。
與中國領導人會談時，李光耀一般會從切合中國苦難曆史的角度組織論點，言談間帶著他在其他場合鮮少表露的感情。2009年，他對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提出了告誡，這些人沒有經曆過他們的前輩遭遇的貧困和災難，對自己國家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深感不滿：
這（老的）一代有著慘痛的經曆，經曆過“大躍進”，挨過餓，幾乎餓死，差點兒與蘇聯人發生沖突……還有“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我毫不懷疑這一代人希望和平崛起。但是他們的孫輩呢？他們認爲他們已經強大了。如果他們開始展示肌肉，我們會看到一個非常不同的中國……孫子從來不聽爺爺的話。另一個問題更加關鍵：如果你一開始就認定世界一直虧待你，認爲世界剝削了你，帝國主義者摧毀了你，搶劫了北京，對你做了這麽多壞事……這樣是不行的……你已經回不到中國曾是世界唯一強國的往昔了……現在，你只是許多強國中的一個，而很多其他強國比你更善于發明創造，更頑強堅韌。
反過來，李光耀也勸美國不要“從一開始就把中國當作敵人”，除非它“發展出要在亞太地區推翻美國的戰略”。他警告說，事實上，中國人可能已經在設想這樣的場景了，但難以避免的“兩國西太平洋最高地位之爭……並不必然會導致沖突”。因此，李光耀建議華盛頓讓北京融入國際社會，並接受“中國爲一個正在崛起的強大國家”，“在董事會會議室中有一席之地”。美國不應讓中國人將它視爲敵人，而應“承認（中國）爲大國，爲它重獲尊敬、重拾昔日輝煌而喝彩，並建議具體的合作方式”。
李光耀認爲尼克松政府實施的就是這種方針，稱尼克松總統爲“務實的戰略家”。在未來的世界裏，美國應采取“對華接觸，而不是遏制中國”的姿態，不過在這樣做的同時“也要悄悄地做好後手准備，以防中國不像地球好公民一樣遵守規則”。這樣，萬一本地區國家感到不得不“選邊站，那麽棋盤上美國一邊應該包括日本、韓國、東盟、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和俄羅斯聯邦”。
李光耀在太平洋兩岸闡述觀點時我都在場。與他對話的美國人總的來說同意他對地緣政治的分析，但一般都會詢問他對于當下問題的看法，例如朝鮮的核方案或亞洲各經濟體的表現。美國人也滿懷期望，希望中國最終能采納與美國相近的政治原則和制度。與李光耀對話的中國人歡迎他關于中國應得到大國待遇的論點，也同意，即使從長遠來看，分歧也不一定必然導致沖突。但是，在他們彬彬有禮的舉止之下，可以感覺到他們聽一個海外華人指點中國應遵循何種行爲原則，內心有些不自在。
李光耀認爲，美國和中國一旦開戰將是世界末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定會造成毀滅。除了毀滅，談不到任何有意義的戰爭目標，尤其無法界定何爲“勝利”。所以，對從未經曆過他同代人的顛沛流離，可能過于依賴技術或實力的那一代中國人，李光耀晚年堅持發出呼籲並非偶然：
中國的年青一代生活在中國的和平與增長期，沒有經曆過中國過去的動亂。必須使他們了解中國因驕傲自大和過分強調意識形態而犯下的錯誤。必須向他們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讓他們以謙卑和負責任的態度迎接未來。
李光耀孜孜不倦地提醒對話方，全球化意味著每一個國家，包括（也許特別是）創立了這個制度、書寫了它的規則的國家，都必須學會在一個競爭性的世界中生活。他在世的時候，隨著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崛起，全球化終于定型。在這樣的世界裏，極大的繁榮與嚴重的匮乏比鄰存在，必將激發爆炸性情緒。“地區主義不再是終極解決辦法，”李光耀在1979年說，“互相依存是現實。全球同屬一個世界。”他相信，如果管理得當，全球互聯會造福所有人。
如李光耀在2002年對我說的，畢竟新加坡與世界的融合是它的發展速度超過中國的主要原因。在他看來，冷戰的結束産生了兩個互相矛盾的現象，一個是全球化，另一個是美中之間潛在的戰略競爭，而且這種競爭有導致災難性戰爭的風險。許多人只看到了危險，李光耀卻堅持力行克制的必要性。美國和中國都負有至關重要的義務，必須對兩國關系的成功注入希望並爲此采取行動。
只有李光耀早早地預見到了中國的發展給中美兩國帶來的兩難困境。兩國之間的碰撞與摩擦不可避免。這種新關系會加劇它們的對抗嗎？還是它們有可能放棄敵對行爲，轉而一道分析和平共處所需的條件？
幾十年來，華盛頓和北京都宣稱後者是自己的目標。但是在進入21世紀第三個10年的今天，兩國似乎中止了對共存的追求，轉向日益激烈的競爭。世界會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那段時間一樣滑向沖突嗎？當時，歐洲外交無意中成了推動世界末日的機器，令一個接一個危機越來越難以解決，直至最後引發大爆炸，將當時所認知的文明炸得粉身碎骨。還是說美中這兩個巨人會找到共存的新定義，一個對它們各自關于自身偉大和本國核心利益的認知都有意義的新定義？現代世界的命運寄托在對此問題的回答之上。
李光耀見解深刻，成就卓著，是少數幾位在太平洋兩岸都受到尊敬的領導人之一。在他政治生涯的開端，他爲一個蕞爾小島及其周邊地區發展出了秩序概念。到了晚年，他力勸有能力造成全球大災難的國家明智而爲，力行克制。
李光耀本人決不會如此自诩，但是這位現實主義老人擔當了“世界良知”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