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的世界裏，催收業一直處于一個備受爭議的灰色地帶。而今，湖南的催收行業經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曾經的行業巨頭永雄資産管理集團的“崩塌”，不僅震動了整個行業，更是引發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和變革。

“軟暴力”和“惡勢力”，成爲了這場刑事制裁催收的兩個關鍵詞。這邊梳理了催收公司被認定實施“軟暴力”的幾大情形：

一、冒充公職人員施壓。冒充征信工作人員、銀行工作人員、司法人員、鄉鎮村人員，以納入征信黑名單、凍結銀行卡、民事立案、刑事追究等爲由，對欠款人及其關系人進行滋擾、威脅、恐嚇。

二、短信轟炸。給欠款人及其親友群發騷擾垃圾短信，通過彩信發虛假律師函、失信人員名單、立案通知書等虛假文書；不間斷發送驗證碼，一天上百條，手機響個不停。

三、讓第三方上門。下單貨拉拉、順豐速遞等第三方公司上門，或訂外賣、送鮮花、送蛋糕，或請開鎖匠、修水管工上門。如一位被害人講述，“催收公司連續兩天故意在網上下單分別以取快遞、寄快遞爲名上家中騷擾，快遞員打下單手機核實時，對方就在電話裏大喊大叫。因爲電話聲音很大，家人被搞得實在很難堪。第三天突然有一個開鎖的師傅敲門，問是否要開鎖……”

四、在社交平台惡意評論。在欠款人及其親友、單位同事的抖音、快手等公開社交賬號下的視頻或者美團、大衆點評等平台店鋪內，進行評論。如在某起案件中，被告人在100余條抖音作品下評論“xxx欠債不還，一千多元的欠款用各種手段拒絕償還，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還有的催收人員專門制作配有欠款人信息或單位照片的視頻，發布在抖音上。有的組團出擊，把抖音鏈接發微信群，組織評論以提升熱度。

五、微博上@所有人。根據欠款人的身份，在微博上發布催款內容並@其單位或政府機構政務微博，以及當地媒體。如，一位安踏員工欠款，催收員稱欠款人“公然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失信失德，安踏公司包庇，希望安踏公司高層重視解決。”並@其公司官方賬號及晉江廣播電視台、晉江日報等。

六、電話滋擾。查詢欠款人單位各部門電話並頻繁撥打，和短信一樣，業內稱爲“轟炸機”。此外，打12345市長熱線、食藥監局等各種途徑舉報電話。如一名被告人供述，爲催收一名高姓欠款人債務，給對方供職單位打電話六七十次，給後勤處打一百多次，保衛科打五十次左右。

七、向有關部門投訴。如果欠款人是公務員，則向其上級單位、紀檢部門、中央網信辦等舉報其行爲不端、不誠信等。欠款人是教師，則舉報其課後補課、體罰學生。如在一起案件中，有老師貸款逾期未還，催收員冒充學生家長向校長信箱舉報，“到時候我來學校拉橫幅，請立馬轉告他謝謝！”

判決書中，被告人辯解他們采取這些方式是迫不得已，“如果不給欠款人壓力，他們是不會還款的。”所以，“找弱點、多施壓、變方式”，各種能用的手段都用上，直到欠款人還款。

還有被告人總結，施壓的核心就是：給欠款人講一個“鬼故事”，找欠款人在乎的人和事，嚇唬嚇唬。

這個“鬼故事”，最終落在了催收公司自己的頭上。

永雄集團，這個曾經在催收行業中獨領風騷的名字，如今卻因爲涉嫌使用“軟暴力”催收，被定性爲惡勢力犯罪集團。這一標簽，無疑是對永雄乃至整個催收行業的沉重打擊。但在這場風暴之後，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毀滅，更是一次行業自我淨化和轉型的機會。

在嚴格的法律監管和公衆的審視下，湖南的催收企業開始了一場自救行動。他們開始摒棄過去那些在法律邊緣試探的催收手段，轉而尋求更加合法、合規的業務模式。這不僅是對自身生存的一種適應，更是對整個行業未來發展方向的一種探索。

這場轉型，雖然起因于一次危機，但其實質是對整個催收行業的一次深刻洗禮。它迫使催收企業重新審視自己的業務模式，思考如何在不觸碰法律紅線的前提下，爲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貢獻力量。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湖南催收企業的轉變。他們開始引入先進的科技手段，利用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等技術，提高催收的效率和精准度。他們開始重視與債務人的溝通，嘗試通過更加人性化的方式解決債務問題。他們還開始加強內部管理，確保每一位員工的行爲都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

這些變化，雖然不會立刻改變公衆對催收行業的固有印象，但它們卻是催收行業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它們預示著一個更加規範、更加透明、更加人性化的催收行業的誕生。這不僅是湖南催收企業的轉型，更是整個中國催收行業的轉型。

在經曆了風暴之後，湖南的催收企業並沒有選擇放棄，而是選擇了更加艱難但也更加正確的道路。永雄集團已將公司名稱變更爲“湖南永雄裕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經營範圍從“受銀行委托信貸逾期用戶及信用卡透支戶進行函件通知、電話呼叫服務”變更爲“軟件開發”等。他們的轉型，不僅是對自身的救贖，更是對整個行業的救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催收行業的鳳凰涅槃，看到了金融市場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