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在北京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金融強國”理念，給中國銀行業的新時代征程定下了基調與方向，標志著中國金融行業邁進了新時代。

正如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的：

“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銀行業的管理與服務水平，與時代宏大主題息息相關。

世界正在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無論是“高質量發展”、“金融強國”，還是“一帶一路”、“國內國際雙循環”，抑或是“人民幣國際化”，這些事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前途的命題，都離不開中國銀行業的砥砺奮發。

11月28日，在中國民營經濟大本營浙江，金融助力企業家善行聯席會議召開，會上啓動了善本信托工程，成立了『善行資本公益聯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召開之前，浙商銀行就已經開啓了一系列有關“善本金融”的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

在浙商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陸建強的闡釋中，“善本金融”、“善本信托”的提法是建立在中國曆史文化的根基之上，孕生于古今中外一整套的經驗之中。其不僅是一種理論創新，而且准確扣題了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以金融高質量發展助力強國建設、民族複興偉業”，“優化資金供給結構”等新時代要求。

浙商銀行的此次理論創新與業務實踐，爲中國銀行業在新時代更好發揮社會價值，提供了一個頗有價值的參考標的。

“價值迷失、資本無序和社會失範是西方現代化發展模式的三個現實困境，也是當前西方主流金融理論解釋力不足的思想困境”。

“2011年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美國普通大衆對金融資本不滿的集中體現。物質和金錢從手段變成目的本身，人的尊嚴與價值迷失。”

“在金融資本階段，金融資本無序擴張與脫離于經濟大循環的金融自循環，導致真實的經濟運行被架空，加劇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分離，從而埋下金融危機的隱患。”

這些觀點出自一家商業銀行——浙商銀行的董事長陸建強，體現了其哲學專業背景下對曆史的穿透性、洞察力。

浙商銀行黨委書記兼董事長陸建強

實際上，在互聯網時代，陸建強的這三個論斷背後的事實，大衆並不陌生。

在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發生前，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讓全世界跟著“大病”一回，這場危機還貢獻出了一個金融危機專有名詞“貝爾斯登時刻”。

在“占領華爾街”運動發生12年後，今年3月，美國的硅谷銀行、簽名銀行和第一共和銀行等多家銀行接連“爆雷”,引發美國銀行業震蕩。對此，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前主席謝拉·拜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警告稱，美國銀行系統目前正處于“貝爾斯登時刻”。

比現實更令人擔憂的，是面對美國金融系統存在的這些頑症固疾，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界給出的解釋力存在不足。顯然，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理性經紀人”已經失效。

而西方主流經濟學界近年來刻意回避的時代命題，已經在中國成爲共識。早在十九大報告之中，就突出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戰略地位，防止經濟“脫實向虛”已經深入人心。

在金融助力企業家善行聯席會議上，陸建強演講的內容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聊到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從西方偉大的工業革命聊到二戰後以錢生錢的金融資本時代，從國家大政方針聊到中國古代的大同理想，可謂大開大合，深入淺出。

“我們提出以‘善本’原則導正金融的放大功能，從資本增殖邏輯轉向社會價值邏輯，把嚴守制度的底線要求轉化爲向善的價值追求，嵌入金融服務的具體場景中，引導‘資本向善’，解決了現代化的動力機制問題，同時規避其負面效應。”

陸建強在對中外金融曆史經驗做完梳理後得出結論。

這並非是“善本”理念首次提出。早在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召開前的兩個多月前，《中國金融》雜志就刊發了陸建強署名文章《善本金融：社會價值視角下的金融範式變革》。

這篇文章指出：金融資本把營利性放在金融服務的功能性之上，是西方和國內各種亂象出現的根本原因。

而“善本金融”通過重置金融服務功能第一性、營利性第二性，可以實現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有機結合，也從社會價值視角突破了以“理性經濟人”基本假設的西方經濟學局限，對當前金融文化中過度重視財富追求、忽視道德約束的缺陷形成了很好的彌補，避免因價值迷失使中國式現代化滑向非理性化。

此次金融助力企業家善行聯席會議宣布，浙商銀行將啓動助力企業家善行的善本信托工程，以企業家的慈善需求爲導向，完善包含慈善定制、慈善私享、金融賦能的“慈善+金融”服務模式，如減免捐贈人的托管費用、研發“善本”系列金融産品和將符合條件的捐贈人納入私行客戶服務等。

顯然，從金融向善走向善本金融，再到善本信托工程，浙商銀行在實踐中已經將金融社會價值內化于自身的業務邏輯。

國家層面大的理論創新與産業新實踐，需要有地方小的理論創新與新實踐爲支撐。浙商銀行牽頭實施的“善本信托”工程，是率先在浙江地區先試先行的理論創新與産業實踐。

而浙商銀行之所以能有這種理論創新與産業新實踐，主要得益于浙商銀行立足在民營經濟大本營的經驗總結。

從宋代開始，浙江就是商業最發達的賦稅重地，有著深厚的浙商文化積澱。改革開放以來，作爲民營經濟大本營，浙江企業家群體用以“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兩板精神”，投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打開了當代浙商發展的新天地。

在防疫形勢較好的2021年，浙江全省GDP爲7.35萬億元，人均11.3萬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5萬元，僅次于上海和北京。而浙商銀行也在浙江民營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積累了自身的用戶與口碑。

人均GDP領先，爲浙商銀行率先踐行“共同富裕”，率先優化布局“第三次分配”打好了物質基礎，而千年聞名的浙江賈儒相通、家國情懷傳承，則爲此兩者提供了文化基礎。

起于北宋的浙東學派，就持有“義利雙行”、“工商皆本”的主張，是儒家文化中獨特的一脈，塑造了浙商經濟倫理的基本內核。王陽明晚年爲江蘇昆山的一位商人所寫的墓志銘——《節方庵公墓表》一文, 正是反映此種和合思想的代表作。

到了當代，浙江萬向集團設立“魯冠球三農扶志基金慈善信托”，以家族創始人持有的萬向三農集團作爲慈善財産，形成企業經營爲持續來源、社會公益爲終極目標的模式，實現了可持續行善和家族價值觀的傳承。

這種“貴和”優秀文化在千年間赓續不斷，2021年5月20日，中央出台《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鼓勵設立慈善信托。而在2022年6月20日，《浙江省第十五次黨代會報告》提出“兩個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現代化先行。

可以說，“善本金融”理念是用中國視角、中國邏輯，來總結和升華金融社會價值引領經濟價值這一判斷的。而此次啓動的“善本信托”工程，則是貫徹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生動實踐。

兩者既有基于曆史的邏輯力量，也有基于曆史的情感溫度，體現出一種文化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系列周密籌備與布局之下，“善本信托”工程圍繞“三大場景兩大功能”，頗有可操作性。

三大場景，即圍繞企業自身産業生態、企業家出生地和所在地三大場景；

兩大功能，即重點服務企業家設立兩類慈善信托：一是以傳統民生領域項目保障困難群衆生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困難群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二是發揮企業家鄉賢作用促進社會“善治”，圍繞基層社會治理定制個性化、多樣化的慈善項目，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實際上，浙商銀行早在5月份組建了善本信托工作專班，率先在浙江的省內分行推進試點。

經過5個多月的篩選、複核，目前共有30余家企業家客戶有意向圍繞“三大場景兩類慈善項目”參與善本信托工程，設立體現自己慈善意願的信托計劃。

如溫州的萬洋集團擬捐資設立用于其産業生態的慈善信托，發揮其産業園區開發、經營的專業集聚優勢，整合各項社會資源參與扶貧濟困、助學、鄉村振興等社會公益事業。又如甯波的天虹文具擬捐資設立用于企業家所在地的慈善信托，資助扶貧、濟困、助學、助老等慈善活動。

從目前的項目進展來看，善本信托可以多角度提升企業家的慈善行爲，從單純縮小貧富差距提升到更多關注社會和諧、彌合階層撕裂，形成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新模式；

從主要以捐款方式做慈善提升到更多聚焦社會財富升維，形成以資本向善引領慈善事業的新渠道；

從立足經濟向度衡量企業家生存狀態到突出企業家的社會價值，形成幫助企業家深度參與社會治理和文化傳承，獲得社會尊重的新生態。

如何能在不犧牲經濟發展效率的同時，實現珀妮弗分化可控、社會階層和諧？國際上並沒有成功的案例，而這卻是幾代中國人不懈求索的目標。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金融系統要切實提高政治站位，胸懷‘國之大者’，強化使命擔當。”而浙商銀行推出的“善本信托”工程，就是這方面的創新探索，這裏面既有理論的創新，亦有實踐的創新，並且根植于浙江的文化土壤之中。

“善本信托”也許不會像理財産品那樣一夜爆火，但其生命活力與推動的社會變革，是很值得期待的。

塵塵相續，遂育良果；涓流泱瀼，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