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一群清朝官員在法國受邀觀看了一場脫衣舞秀。

在那場表演期間，所有官員就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是看也不能看，退又不敢退，惹得在場的白人觀衆哄笑一堂，可唯獨許世英一人，在觀衆席上看得津津有味。

表演結束後，法國記者就立馬對許世英發出提問：“請問您對這次的演出有什麽看法呢？”

然而，許世英說出的一番話，卻讓在場的白人都笑不出聲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許世英出生在安徽秋浦一個耕讀人家，家境較爲富裕。他的父親許玉堂曾受過舊式教育，很重視道德倫理，平日裏常和名流鄉紳來往。

6歲那年，許世英進入私塾學習，11歲拜長江北岸的童問渠爲師，學習舊學。

許世英天資聰穎，記憶過人，對所學的知識過目不忘，19歲那年中了秀才，不過在後來的兩次鄉試中均落榜。

1897年，許世英被選爲文行兼優的生員，成了拔貢生。同一年，他進京參加選官考試，以第一等的成績步入仕途，在刑部任職，出任七品官。

上任之後，許世英專攻律法，因其辦案精明利落，又接連處理了數起冤案，頗得刑部賞識，從此節節高升，一路從廣西司的副主稿，升爲主稿，後來又成了直隸主稿。

1900年，此時的中國正在爆發義和團運動，時局動蕩，朝廷正是用人之際，好友周馥便勸許世英趁此時機爭取升官的機會。在得知慈禧西逃後，許世英趕赴西安，又奉命辦理了4000多起積案。

1902年，回京後的許世英升爲刑部六品主事，隨後又獲得了四品任用資格，受到了慈禧和光緒的召見。再次見到許世英時，慈禧太後還笑著說道：“這人可是和咱們共同吃過苦的呢。”

1908年，許世英成爲了奉天審判廳廳長，此時的他不過35歲。

也是從這時起，許世英便以“司法天才”的身份，登上了司法界的舞台，同時還開啓了外交之旅。

1910年，清政府派出以徐謙爲正代表、許世英爲副代表的代表團，前往歐美考察司法和監獄系統，訪問的對象包括俄、法、德、比等九個國家，隨後再前往美國華盛頓參加第八屆萬國監獄改良大會。

在這10個月訪問期間，清廷代表團曾在萬國面前，提出了中國司法的一些建議，並撰寫了一份詳盡的報告，希望能用西方的司法成果來維護清朝的統治。只可惜，在萬國大會的第二年，清朝就覆滅了。

除此之外，在許世英一行人訪問到法國時，曾發生過一段小插曲。不過也正是這次意外，讓西方人記住了這個人小膽大的許世英。

在結束法國的考察之後，法國政府特地給遠道而來的清朝代表團舉辦了一場歡迎晚會，但在這場晚會上，他們還安插了一個特別節目——脫衣舞表演。

要知道，這些清王朝的代表們都是通過科舉入仕的，從小就深受儒學思想的熏陶，讓這些文人當著洋人的面，看一群女郎裸衣熱舞，就相當于是讓他們出賣祖宗，這可比殺了他們都還要難受，但這也正是法國人想要的效果。

音樂剛一響起，全場的目光就齊刷刷地望向了中間那群紮著辮子的中國人，所有人都好奇這些思想古舊的人接下來會有何等滑稽的表現。

果不其然，當台上的女郎卸下一件件衣物時，清廷代表們一個個都面露難色。他們或是低下頭東摸西找，或是用袖子擋住臉，有的幹脆緊閉雙眼，搖頭歎氣。

在場的白人觀衆看著他們的扭捏窘態，不禁哄堂大笑，就好像在看一群原始人表演一般。

然而，白人們的笑聲還沒有持續多久，就戛然而止了。原來，在清朝的代表團中，有一人居然在悠閑地欣賞著這場表演，絲毫沒有拘謹的意思，而這個淡定的人正是許世英。

法國人顯然沒有想到會有這種情況發生，在他們看來，沒有一個中國人接受得了這種表演，如果他是個留辮子的人，就應該用袖子遮住臉，然後顫巍巍地低下頭，等著他們嘲笑。

表演結束後，法國記者立馬走到許世英面前，詢問道：“請問，您對這場表演有什麽看法呢？”

結果許世英輕笑了一聲，答道：“這的確是一個很有法國風情的娛樂節目。”隨後又站起身來說：“我想這樣的舞蹈，對貴國的人口增加一定很有幫助。”言外之意就是，法國人通過觀看這種舞蹈，來催發自己的欲望。

許世英這一通诙諧的回答，著實讓法國記者吃了一驚，他們又怎會想到，一向古板迂腐的中國人居然也有開放的一面。

到了第二天，法國的報社還將許世英和記者的對話刊登上了頭條，題爲“脫衣舞秀能使人口變多。”

許世英用他風趣的言語，化解了這場外交風波，倘若沒有許世英的泰然自若，很難想象第二天法國報中的中國人會有多麽難堪。

只是可惜，許世英用三寸不爛之舌挽回了清朝的形象，卻挽救不了岌岌可危的清廷。在代表團回國後不久，武昌起義爆發，清朝倒台，中國進入民國時期。

在這之後，許世英又受到了各屆政府的器重，開始爲建設中國司法、救濟中華而奮鬥。

在袁世凱時期，他擔任大理院院長，司法總長，後又任內務總長、交通總長，隨後出任安徽省省長，在1925年年底，擔任國務總理，後來又成爲了全國赈災委員會的委員長。

1936年，面對著日本展露無疑的侵華野心，63歲的許世英臨危受命，出任駐日大使。

在抵達東京後，許世英就去會晤了多年前的舊友，也就是當年那個奉天領事，現在的日本首相廣田弘毅，在寒暄了一會後，許世英便直言道：“我雖不擅長外交，也不會言語表達，但我知公裏和強權的分別，強權固可逞一時，公理則永垂千古，理之所在，予必辯爭到底。”

在之後的一年時間裏，許世英輾轉于日本高層，和日本人展開了多輪會談，主張中、蘇、日三國簽訂互不侵犯協約，以此維護亞洲集體安全，接著再和歐洲聯系，實現世界和平。

日本人雖然表面上表示認同許世英的想法，但實際上早已展開了全面侵華的布局。可以說，小日子的狼子野心，已沒有人能夠阻止。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人發動了全面侵華。半個月後，許世英在東京舉辦了記者招待會上，並在會上寫下了“懸崖勒馬”四個字，以此警醒日本政府。

1938年1月16日，在南京大屠殺之後，在德國宣布調停未果後，日本政府發布聲明，將以戰爭的方式解決中日沖突。20日，心灰意冷的許世英決定回國。

而在回國期間，許世英曾經的同僚，大漢奸王揖唐又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嘗試著讓許世英給日本人做事。但許世英卻不爲所動，反而回複道：“讀聖賢書，爲的是什麽？如果你深明大義，那就即刻回頭！”

回國後，許世英繼續主持赈災委員會。1948年，他辭去了職務移居香港，隨後又前往台灣，于1964年病故，享年9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