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個好皇帝，如何能成爲明君？中華老祖宗給出的標准答案就是：德行要好，能推行仁政，治理國家能夠“降民以德不以強”，這便是所謂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齒有格”。這方面典型代表無可爭議當屬宋仁宗。

這是沒當過皇帝的讀書人的答案，如何做一個好皇帝？很多執政者還給出了另一個“上不了台面”的答案：“能畫大餅”，即借助于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形成的強大想象思維，激發老百姓在逆境中求生存、謀發展的動力。說白了就是口才要好，會演戲，能激發老百姓尋求生存的無限希望。這方面成功的典型代表當推劉備，以“哭”得天下。

但是明君的前提真的就是德好、能畫大餅嗎？做到這兩點老百姓就真心擁護，“民齒有格”了嗎？顯然不是，偉大領袖曾經說過：戰士們要吃飯睡覺，要靠兩條腿走路，有些同志不考慮這些實際情況，只是在地圖上一畫下令限期打顯然是脫離實際的。

所以說，如何能成爲明君？明面上的“德好、能畫大餅”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切合實際。如何能切合實際呢？對于我們這個有形有邊界的世界，切合實際顯然就是要對數字敏感。以下兩位帝王就是對數字敏感的成功案例：

漢昭帝：僅憑時間和路途的量差，便識破上官桀栽贓陷害的陰謀

公元前81年，大將軍霍光正在閱兵，途中，他將一名校尉調入自己的將軍府。此舉被政敵上官桀發現，上官桀立馬跑到漢昭帝面前告狀，並拿出燕王的奏章以示證據確鑿。

在燕王的信中，燕王對霍光檢閱部隊的禮儀規格非常不滿，並且霍光私調校尉一定是有陰謀。信的末尾，燕王還“義憤填膺”，決定離開封地，率兵進京保衛皇上。

霍光聽說自己私調校尉的事被發現，並且上官桀還向漢昭帝參了一本，頓時戰戰兢兢、冷汗直冒，感覺自己要玩完了。沒想到14歲的漢昭帝看完了上官桀的信之後將其扔到了一邊，並安撫起了還在打寒顫的霍光，聲稱這是有人要陷害霍光。

上官桀十分詫異，此事他密謀了很久，各方面都安排得滴水不漏，按說不會有什麽破綻。漢昭帝見其一臉疑雲，無奈地指出了這裏面存在數字上面的破綻：霍光檢閱禦林軍是在長安附近，調用校尉是最近的事，前後不到10天。燕王遠在北方，怎麽會知道這事？

解讀完畢，群臣都豁然開朗，紛紛對這位少主拜服得五體投地，也紛紛感歎這是位不可糊弄的英主。對數字敏感的漢昭帝自然明白這是誰幹得好事，于是借助于上官准備桀魚死網破地拼命一搏的“天賜良機”，果斷出兵，將上官桀一夥一鍋端。

只是非常可惜的是：這位無比英睿的少主卻不長壽，僅活到了21歲便患病去世了，非常可惜。

乾隆：僅憑捐贈數字便揪出驚天貪腐大案

另一位對數字十分敏感且位列明君英主之列的就是乾隆。

對于乾隆，很多人的認知停留在遊山玩水、到處留香的敗家風流形象，客觀來講，清朝由盛到衰，乾隆的“玩心重”確實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晚年的乾隆日益怠政、好大喜功，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貪腐成風、浮誇成風的風氣。

但乾隆是清朝曆史上的明君和成功皇帝也是不爭的事實：加強了多民族的融合，擴充了版圖，繼位初期革除弊政、爲多位大臣平反，穩定了人心，總體上還是功大于過。並且，他對群臣的駕馭、對數字的敏感程度，是後來子孫都無法超越的巍峨高山。

乾隆46年，甘肅循化廳民衆發生械鬥，後轉化爲反清鬥爭。起義軍首領蘇四十三率軍圍攻蘭州城。總督勒爾謹派兵鎮壓並信誓旦旦保證半月可平定。但是過了半月不但未能平息反被困。乾隆改派阿桂征討，對勒爾謹進行抄家問責。在抄家過程中竟發現家奴家中藏有2萬兩白銀，乾隆聽聞心中起疑，下令阿桂對勒爾謹進行仔細查抄。

此時，時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怕受牽連，主動表示願繳4萬兩以資兵饷；幾乎同時，因辦理捐監有功升任浙江巡撫的王檀望任上犯了事，自請罰銀50萬兩捐辦海塘工程。

如果換做一般皇帝，或者以德自居的皇帝，必然心存感激、情緒上腦，對兩位主動捐贈、爲國解難的官員感激涕零，進而樹立爲先進典型發至各省學習。

但是這等“先進事例”到了乾隆那兒就引起了更大懷疑：從乾隆39年到乾隆46年，僅短短7年，甘肅前後兩人藩司，一個爲捐辦海塘工程繳銀50萬兩，一個爲資兵饷繳納4萬兩。按照他們的俸祿，怎麽可能有這麽高的收入？爲此，乾隆懷疑甘肅捐監存在貪腐行爲，下令徹查，一起驚天貪腐巨案就此浮出水面。

所以說，對數字敏感的皇帝必定是明君，是英主，底下人無法糊弄。而盲目崇拜德行和畫大餅行爲的皇帝必然情緒上腦，僅憑所謂的歌功頌德而盲目行事，導致爲下人利用自己卻被蒙在鼓裏。

宋仁宗雖然是行德之典範，但國家卻越治越弱；劉備雖然善于以哭畫大餅，結局仍舊改變不了蜀弱魏強的局面。雖然在“興複漢室”的正統大餅下“國富民強”，但在一次次伐魏之後便暴露實力，爲魏國先滅，最先退出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