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並比較過東西方文明的人相信都會有此疑問：都是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都有相同的樹木花草、蟲魚鳥獸，爲何東西方文明差別會這麽大？爲何引領人類文明發展、根本上解決人類饑餓和貧窮問題的科學會誕生在西方？

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文明起源問題，和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生存模式導致的差異化，在我看來，有一點不容忽視：東西方文明關注的焦點。總體而言，面對同樣的自然界，東方文明將目光聚焦于動物身上，力求從中找到做人的道理，而西方文明一開始就關注了靜物，從中逐漸發現了隱藏在物質世界背後的客觀規律。

東方文明關注動物，從中竭盡所能找到做人道理

毫無疑問，東方文明較西方文明起源早了很多。早在公元前26世紀，黃河流域就誕生了古老的中華文明，並形成了群居化的部落特征；西方文明只在公元前6世紀左右，方才誕生了城邦文明，相比于東方文明，西方文明起源晚了足足有2000年。

正所謂來得早不如來得巧。中華始祖雖然早早來到世間，但面臨的生存環境是十分險惡的，而且很不幸的是，中華始祖剛剛學會走路，就面臨著新石器巨大哺乳動物的威脅。有史料證明：夏朝所在時期，當時龐大的猛犸象尚未滅絕，這對中華始祖們的生存環境構成了極大的考驗。

也正是因爲巨型哺乳動物構成的巨大威脅，爲了蝼蟻般求生存，中華始祖便天然將目光聚焦于動物身上，並因此流傳了很多恐怖而又神秘的傳說：比如年獸，比如《山海經》中各種稀奇古怪的怪獸，都是祖先關注動物的有力證據。

在這個與天鬥、與地鬥，與巨型動物相抗衡的艱難過程中，祖先充分發揮聰明才智，想出了很多克制巨物的辦法，比如面對年獸，祖宗想到了在火種燃燒竹子産生噼噼啪啪的響聲，以此嚇跑年獸的辦法。這便是爆竹的由來。

爲了慶祝祖宗想到生存辦法，同時加強記憶以防丟失，便于子孫後代生存繁衍，形成了春節的風俗習慣代代傳承。所以說，春秋作爲中華文明的標志性節日，不僅是祖宗戰勝困難的有力見證，更是中華始祖全方位關注動物的基因所在。

之後，隨著新石器時代結束，橫行在華夏大地上的龐然大物一個個倒下，屬于人類的時代總算來臨。中華始祖們也沒必要將全部精力都用在防備龐然大物身上，而是可以關注下自身的發展。

但因爲關注動物的基因刻在了骨髓之中，使得中華老祖宗們沒辦法轉變態度，從而發現更大的世界。考慮到存在抱成團的人類群體如何管轄的現實需求，以及如何在人類社會中做好個人的問題，中華老祖宗只好再次從動物界中尋找答案。

結果發現：老虎是百獸之王，額頭上的王字分外耀眼。老虎力大無窮，橫行山林，保持著動物界的生態平衡。受此啓發，中華老祖宗便認定了人類世界也應由一王統治人間，靠著他的武力保持著人類的生態平衡，而且“一山不容二虎”，故而“人世間也只能有且只有一個王。”這爲君主專制打下了堅實的動物界基礎。

再隨著社會的發展，部分有識之士發現人類社會的管理完全照搬照抄動物存在問題，簡單而言就是太蠻橫、太粗野，不利于人類群體的穩固。出于對動物的質疑，他們仔細觀察發現：動物不能說話，所以野蠻行事，而人類天生能說話，理應文明示人。

故而，中華老祖宗提出了“鹦鹉能言，不離飛禽；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的文明化觀點，主張用德行感化世人，以禮儀教化百姓，使人類脫離動物界的禽獸本質，轉而達到人類獨有的文明特質。如此，中華老祖宗通過關注動物，經曆了由害怕動物，到學習動物，再到區分動物的過程，創立出了德和禮，使得中華文明向著做人、立德方向狂奔前行。

西方文明關注靜物：發現科學真理

相比于東方文明，西方文明由于起步較晚，因此並沒有被巨型野獸攻擊，必須群體協作的現實問題，也就不存在從動物界中學習做人、治人學問的必要。反之，借助于發展起來的生産力，獨立的個體完全可以在世間生存，完全沒必要從大流、聽號令，所以個性保持得較好。

當然，對于如何做人，西方文明也與東方文明一樣“不落窠臼”，早期古希臘誕生出了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蘇格拉底等等一批能言善辯、教人做人的哲學家，並且開設了培訓班，門下弟子也是三千，影響力十分巨大。

但是因爲沒有東方文明“德”的上綱上線，也沒有禮的嚴苛束縛，使得西方文明在探討如何做人的大方向之下，還“縱容”了關注靜物的小分支的存在，比如阿基米德的幾何學、浮力定律，縱然是亞裏士多德，也對車子的運動特性表現出了濃厚興趣。

也正是因爲西方文明對關注“靜物”的縱容，並逐步發現了一批可以被反複檢驗的真理，這引起了更多西方哲學家的興趣，並由此創立出了將真理放諸于實踐檢驗的實踐科學。

公元1600年左右，西方的伽利略、卡文迪許、培根等紛紛加入，第一次將真理的判斷標准正式交給了實踐而非動物或者聖人，並開創性地提出了動手思考（hands-on thinking），最終促使客觀真理大發現，也直接促使了科學時代的偉大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