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漢朝建立之初，由于秦末大規模的戰亂，導致海內殘破至極，幾乎到了赤地千裏、十室九空的程度。按照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的數據，秦朝人口的峰值是3000萬，但在漢朝建立之初卻銳減到1300萬。也就是說，戰亂造成的人口淨死亡數爲1700萬，約占秦朝人口峰值的3/5！而按照《史記》的記載，漢朝初年的各大都市，人口數往往僅相當于秦朝的20%-30%，也即超過2/3的城市人口死亡。

漢文帝畫像

正因爲秦末戰亂的損失過于慘重，因此在漢朝建立後70多年間，一直奉行休養生息的政策，直到漢景帝統治晚期，人口規模才達到秦朝的峰值。對于漢景帝及其父漢文帝，史冊不吝溢美之詞，認爲他們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海內安甯，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見《資治通鑒·卷十五》）的黃金時代，到處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完全可以跟堯舜時期的“大治之世”相媲美。

如果只看史書的正面描述，那麽“文景之治”的確令人憧憬，其成就值得歌頌。然而，當我們帶著冷靜、客觀的心態，通過對史料進行深入分析，尤其是對當時重要人物的議論來做詳細的解讀，便會驚奇地發現：所謂的“文景之治”非但不像史書中描繪的那般完美，而且真相還異常殘酷，如果非要稱它爲“盛世”的話，充其量也不過是勉強餓不死人的“盛世”。

漢朝農民驅使耕牛耕作版畫

“文景之治”的殘酷性最明顯的體現在占人口絕大多數、常常被官方譽爲“國本”的農民身上，而沉重的賦稅和名目繁多的徭役無疑是造成他們苦難生活的“罪魁禍首”。根據史料記載，漢代的賦稅約有二十種名目，主要是田稅和人頭稅，此外還有各種名目的徭役。漢文帝父子在位期間，雖然田稅降爲三十稅一，但人頭稅和徭役卻很沉重，常常使百姓陷入傾家蕩産、“生子辄殺”的絕境。

除了官府的苛剝外，來自豪強地主的壓榨，也是農民生活陷入絕境的重要原因。漢朝初年，朝廷崇尚黃老學說，實行“無爲之治”，這固然有利于百姓的休養生息，但與此同時，卻也助長了貴族、豪強和商賈等勢力的“野蠻成長”。憑借著與官府千絲萬縷的關系和極爲雄厚的財力，這些人瘋狂地兼並土地，從而迫使大量的自耕農破産，或淪落爲流民，或被迫成爲他們的佃農。

漢朝地主豪強的田莊

兼並者集團在侵占大量的土地後，一方面向佃農征收高達50%的地租，一方面則按照朝廷頒布的稅率，向官府繳納稅率極低的地租（三十稅一，即3.33%），從中賺取到驚人的差價，迅速積累起龐大的財富。接下來，他們又會繼續進行新一輪的土地兼並。如此循環往複，漸漸地便使得社會上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狀（見《漢紀·武帝紀四》）。

“文景之治”時代的百姓生活有多苦？可以從漢朝中前期名臣晁錯的奏章中窺見一斑。晁錯是漢文帝、景帝兩朝的重臣，官至禦史大夫（三公之一，相當于副宰相），可謂位高權重，對國策的制定和實施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早在漢文帝在位時，晁錯便向皇帝遞交一篇名爲《論貴粟疏》的奏疏，在這篇流傳千古的文章中，他以極爲沉痛的筆調描繪農民生活的艱難，稱：

晁錯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複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見《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

按照晁錯的說法，當下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戶，每年辛苦耕種一百畝土地，全部收成不過一百石（注：漢朝的1石，相當于今天的60斤）。這微薄的收成，農民在應付完官府的各種稅目和徭役後，才能留作口糧。如果有幸趕上風調雨順的好年景，農民尚能填飽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災荒之年，則難免會忍饑挨餓，有甚者還要售賣兒女、田宅來完稅或應付徭役。

董仲舒

漢武帝在位時，大儒董仲舒在給朝廷上書時，也以無比沉痛的心情談論“文景之治”下百姓生活的現狀。按照董仲舒的說法，在文、景二帝的治下，農民們穿的都是破衣爛衫，吃的都是如豬食、狗食一般惡劣的食物，如果不肯做豪強的佃農，只能等著餓死。在這種情況下，成千上萬的饑民往往铤而走險，淪爲強盜或土匪，官府即使狠抓一批、狠殺一批，也無法徹底禁止亂象。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加月爲更卒，已，複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見《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

漢景帝畫像

由上述史實來看，“文景之治”時期的漢朝百姓，在朝廷的苛剝和豪強的巧取豪奪下，勞累一生的結果，充其量也就是能吃飽肚子，不至于餓死而已，這就是“盛世”的真相。不過，跟暗無天日的秦朝末年和漢武帝時期相比，百姓們至少不會餓死，也不用去充當“炮灰”，基本的生命權和生存權能夠得以保障。從這點來看，“文景之治”也有某種進步意義。

參考書目

司馬遷（西漢）：《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

班固（東漢）：《漢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

司馬光（宋）：《資治通鑒》，中華書局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