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愛磊，出生于80年代的安徽農村，

曾在華東師大、上海交大、港大求學和工作，

如今是華南師範大學的教授。

早在2013年，

“小鎮做題家”一詞火爆全網的七年前，

他就開始系統地研究精英高校裏的農村學子。

對4所985高校約2000名學生進行追蹤調查。

和他一樣的“寒門貴子”，

往往會自我低估、自我設限，

付出巨大的情感代價才能拿到普通的劇本。

十年後的現在，

他們更難憑借學曆實現階層跨越，

只能用“做題”的思維

在學校、考場和格子間裏不停地“卷”。

2024年5月，

謝愛磊將研究集結成新書

《小鎮做題家：出身、心態與象牙塔》，

一經出版就登上各大圖書榜單。

一條來到廣州，

和謝教授聊了聊他的觀察。

“只有重新肯定自己過往生活的價值，

才能長久地解決內心的困擾。”

以下是他的講述。

編輯：魯雨涵

責編：倪楚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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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愛磊

2020年的時候，“小鎮做題家”這個概念在線上火起來了。有三條標准：1、出身農村或者小鎮；2、擅長做題，通過高考，進入一流大學；3、缺乏視野和資源。每一條都特別的客觀，好像是摁在他們身上的標簽一樣。

包括出現了一些汙名化的現象，說他們“視野狹隘”、“綜合素質不高”、“沒出過什麽遠門”、“格局小”、“只會做題”等等。還有人會說你們爲什麽讀書的時候只會死讀書，現在就會抱怨，自艾自憐。

不是的。

我就是一個典型的所謂“小鎮做題家”。我在安徽農村長大的，那時候還是一個國家級的貧困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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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愛磊的老家

小學是在村裏上的，條件很艱苦，一下大雨，老師就不讓我們上學，怕建築塌了。也沒有課桌，只有桌面，底下是用磚頭壘起來的。

我們的老師也不會普通話，都用方言帶我們讀課文。從小學到初中，我從來沒有講過普通話。

高中到了市裏面，情況一下子變了，有課桌，有很專業的老師，大家都講普通話，我一下傻眼了。因爲自己不會講普通話，不敢講，我的同學很多人覺得我是啞巴。

慢慢地摸爬滾打，好不容易適應到畢業的時候。高考考得很好，是學校的文科第一名，我們還是個省重點。但是填志願的時候就會有一些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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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愛磊曾在海內外名校學習和工作

像我這樣出身的孩子可能會有一些天花板，玻璃天花板，你看不見的。我們小村子裏面就沒有誰上過特別好的大學，最好的是安徽大學，你就會覺得好像那是自己的人生頂點。想著綜合類大學學費比較高，我要去一個師範類學校，可能會有學費補貼，最後就填了華東師大的英語專業。

後來我才知道，當時北大是可以上的，比複旦的分數線也高了二三十分。

我訪談的很多學生都是這樣，我記得有一個學生跟我講，填志願的時候爸爸媽媽覺得保險一點，做個醫生，做個老師。他自己覺得這樣太局限了，想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具體是什麽，他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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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愛磊現在是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

到了大學以後，我的室友特別好，會拽著我出去玩，參加一些party。但是我總覺得自己好像不屬于那些社交場合，party開到一半我就跑出來。

上課的時候，我們的老師會跟我們講戲劇，朗誦莎士比亞，和我們分享他們在美國、法國的留學生活。我就覺得那些離我的生活實在是太遠。

因爲這樣的經曆，我可能能夠更深刻地感受到早期的教育經曆和家庭的生活經曆對于個人的影響。

所以上大學的時候，每次回老家，我就在我們家老屋的大廳裏面，把大桌子擺開，然後去跟隔壁的孩子說，你們到我家來，我給你們輔導功課，我不要錢。

我跟他們講上海的摩天大樓，講金茂大廈，我說城市裏面可好玩了，如果你能夠到城市裏工作的話，就不用像爸爸媽媽那麽辛苦了。

但是講完以後，發現沒有用。放假的時候給他們輔導一下，過段時間再回家，他們的成績好像又回去了。

那個時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識到，我們的孩子面臨的一些問題是結構性的，不是他們自己的努力不夠，不是他們的向往不夠，而是社會結構局限了他們的嘗試。我想把這些困擾表達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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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旦大學校園

2013年，我在4個985學校，每個學校找500個學生，分別在他們大一結束、大二結束和畢業半年後的三個階段，先進行問卷調查，緊接著做訪談。

我其實一直不太願意把我研究的學生群體叫做“小鎮做題家”。我最初的研究想法很簡單，就是精英高校裏面的農村籍（包括農村和鄉鎮）學生。

因爲我跟學生交流的時候，經常聽到他們說，“這個類型說的好像就是我”，“我覺得好無力、好悲哀”。但是社會科學研究應該是要給人力量的，而不是把人框在一個架構裏面，讓他們認爲自己就是這樣的，從而失去了向前的動力。

最後同意《小鎮做題家》這個書名，也是因爲我覺得需要做一些努力，推動大家對這個群體的學生有更多的了解，也對“小鎮做題家”這個詞語有一個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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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高考》，一名高中女生在晨讀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有一些共性。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整個高中生活就是“培養做題機器人”。早上6:30起床早讀，上午四五節課，下午四五節課，中間吃飯吃個5分鍾，晚上10:00回宿舍以後還得學習。很多同學都因此出現了健康問題，甚至延續到大學以後。

這種高度競爭性的教育模式，讓他們對于自己想變成什麽樣的人，從事什麽樣的工作完全沒有想法，因爲一天到晚就是讀書。到了大學以後，面對突然的空閑時間，不知道幹什麽。

我的一位受訪者叫作小毅，高中老師告訴他：“成績是最重要的，現在苦一點，到了大學就不苦了。”但是到了大學，他才發現還有很多成績以外的東西，但他卻不知道怎麽把時間花在學習之外的其他地方。

小毅回憶說，剛進入大學的時候，首先看到的是教室、圖書館。每次經過遊泳中心、學生活動中心，都沒有推進門進去看一看。到了畢業的時候，他說，“當初應當推開門進去看看的，也許這四年會過得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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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出路》拍攝了不同階層孩子的命運

左：來自甘肅馬百娟在做完農活後讀書

右：北京女孩袁晗寒辍學後在父母資助下，在遊曆歐洲

很多人會講，農村的孩子很“自卑”，這麽說好像他們天生就是這樣的，而忽視了背後的社會原因，其實這就是一種“譴責受害者”。

我覺得更合適的說法是“自我低估”，這和兩個社會階層的價值認知是有關系的。

社會流動有一個很深層次的含義，就是一個社會階層的文化生活是值得肯定的，另外一個不那麽值得肯定。

那些農村孩子，他們的童年其實也挺美好的，下雨天在稻田裏面玩，會放鞭炮，會惡作劇什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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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出身貧寒的陳孝正

但是一到了城市的生活環境當中，得到肯定的是另外一些東西，會才藝，會跳舞、會唱歌，會彈鋼琴。農村孩子不擅長這些，他就會覺得自己的社會能力不如別人，在社會生活領域做一些探索的時候，就會發怵。

比如說我訪談過的一個學生劉心，大一想報名院學生會，但是文藝部需要才藝，她不擅長；宣傳部要會電腦，她高中很少接觸電腦；組織部需要一定的口才，她口才不行……一系列的否定，框定了她嘗試的範圍，也框定了她嘗試的深度。

最後她進了生活部，負責一些“幕後工作”。到了大二訪談的時候，她覺得在生活部鍛煉機會不多，就退出了學生會，最後她的生活又只剩下了學習。

我們的社會流動的機會可能不像父輩那一代，有個大學文憑可能意味著很多。尤其是現在，你還要做很多的事情，在社會生活領域的探索，積累各種各樣的社會文化資本……這些用刷題的經曆是沒有辦法去應付的，到大學畢業的時候就處于競爭的劣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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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大學畢業季

但是不是年輕人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就沒有思考，他真的就不會賦予自己生活意義？我想可能低估了我們年輕人。

“小鎮做題家”這個詞，其實也代表了一種思考的方式，是所有人在進入一個新的社會環境以後，都可能會有的一種獨特的生存心態和人生探索。包含了他們對于過往的生活經曆的反思，他在思考自己是誰，自己的生活經曆，有沒有改變的可能性。

我訪談的所有學生，其實每個人都會反思，都嘗試去改變。當他們在用“小鎮做題家”這個詞自嘲的時候，其實就已經在做反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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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愛磊一直鼓勵研究生關注教育公平的課題

研究生的時候，我轉向了教育專業，關注農村教育，希望爲更多農村學生做一些事情。

現在我是教育科學學院的，我的學生將來大部分是會做老師的。我會盡量培養他們的社會學思維，讓學生看到社會階層方面的教育不平等。

而不是單純從個體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問題，是不是智商不夠，是不是努力不夠。這樣的話也許他們就可以成爲一個更好的老師，可以共情。

比如小時候我的學業還行，不是因爲我特別聰明。很多孩子其實比我聰明得多，但是因爲家庭條件不允許，只能出去打工。

同一個群體內部，有些人能上大學，有些人不能上大學，就是努力不夠或者智商不夠。這是“賢能主義”與“優績主義”給我們的故事版本。我想駁斥這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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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愛磊和學生關系很好

前幾年我開始帶一個公費定向師範班，大部分學生來自粵東西北的農村，畢業之後會回到家鄉工作，服務的對象就是農村的孩子。

我在做研究的時候就發現，農村來的孩子不太善于向上社交，這樣會錯過很多機會。我就帶著他們跟我們學校裏面的老師一個個吃飯，院長、副院長、系主任還有教授都吃過了。

我自己也堅持跟學生定期聊天，他們會跟我吐槽學校生活，我也會跟他們聊自己的成長經曆。

我特別鼓勵他們出去，在周邊旅遊，我還會送一些票給學生，讓他們去聽聽音樂會，看看展。我說爲什麽？因爲你們將來就是你們要教的那些孩子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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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街頭，等待孩子放學的家長

如果思考得再深一點，大學到底肯定什麽？我們的教育內容要不要做一些調整？

我們教育社會學的人經常講的一句話，個體的困擾，往往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困擾。

這些認識和思考，不是中國獨有的，全球範圍內的年輕人都是有共識的。早在10多年前，英國就開始做相關的研究，有一篇論文標題就起得特別的直白：credential is not enough，文憑還不夠。

“小鎮做題家”，這個概念的確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青年，所面對的社會結構性困境。在教育系統裏就要拼命做題，出了校門以後，又面臨一個分秒必爭的競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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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街頭的都市白領

現在網上還經常說“大廠做題家”，就是到了大廠以後，還只會按照做題的模式使勁地卷。人生好像一直被困在學校、考場，還有工作場所的格子間裏面，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生活的意義和人生的目的。

“意義貧困”，可能比物質上的貧困更加可怕一點。

中國人還是比較信奉教育改變命運的。但是假如我們的教育只剩下標准答案和高分數，只剩下優勝劣汰和成王敗寇，那麽它就注定只能制造“小鎮做題家”、“大廠做題家”，而不能使我們的學生看見更加豐富的選擇，擁有更加豐滿的人生。

在我看來，教育不是讓他們看到另外一種生活高大上的地方，而是重新去肯定自己原來生活的一些價值。

當他們走出村子，走出原來的生活以後，他能夠從過往的經曆中找到價值，是原來的生活給了自己現在的生活。這個可能是教育更加終極的價值，也只有這樣才能夠長久地解決一些內心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