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許多人對“同志”、“小姐”等稱謂非常反感，因爲這些稱謂已經被汙名化了。

那麽，曾經衆人群捧的“公知”會不會“淪陷”，成爲下一個被汙名化的稱謂嗎？

對此，我持“謹慎、不樂觀”態度，因爲一些“公知”的言行實在太奇葩、太離譜了。

高談闊論 信口開河

據聞，北京公交集團幾年前實施了“公交文明用語規範”，“規範”提倡廣大乘客使用“同志”、“朋友”等傳統稱謂。

然而，“規範”建議的稱謂中並沒有出現“小姐”一詞，而且，“規範”實施以後的效果也不那麽理想。

乘客們可以接受“朋友”、“師傅”等稱謂，卻對“同志”、“小姐”等稱謂避之不及，生怕“傷人又傷己”。

本來，按照字面解釋，“同志”就是“志同道合”的意思，在我國，彼此稱謂“同志”可以不在乎地位、年齡和性別，“同志”應該是一個非常平等、接地氣的稱謂。

然而，近年來，“同志”似乎變成了同性戀的代名詞。由于嚴重曲解了“同志”原本的含義，“同志”的稱謂也容易遭到人們的誤解和厭惡。

與“同志”稱謂遭到曲解類似，“小姐”的稱謂也被社會普遍曲解和忌諱。

在我國古代，能被稱爲“小姐”的女子非富即貴，而一般人家的女子只能被稱爲“姑娘”、“丫頭”。

可是，“小姐”如今已經是“歡場女子”的代名詞，如果稱呼一個清白女子爲“小姐”，不僅會被認爲“不正經”，更是人格上的侮辱。

于是，人們轉而使用一些不會有歧義的稱呼，比如，“同志”不能叫了，人們就改叫“老板”、“師傅”、“帥哥”、“靓仔”；

“小姐”不能稱呼了，人們就改叫“大姐”、“小妹”、“女士”，甚至是個女的就叫“美女”。

這是對“同志”、“小姐”的嚴重曲解、侮辱和亵渎。

難怪有人哀歎道，“同志”、“小姐”，好多美好的稱謂被一些人糟蹋了。

“公知”的全稱叫“公共知識分子”，“公知”首先是知識分子，他們有一定的學術文化修養，而且，他們敢于評價（批評）一些社會公共問題，由此被稱爲“公知”。

2004年，《南方周末》評選出50位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公知”一詞就此進入當代普通民衆的視野。

廣大網民不會沒聽說過“公知”這兩個字，在各大新聞媒體的評論欄裏，我們經常能看到“公知”們的“鴻篇大論”。

“公知”們往往站在公共道德的制高點上“指點江山”、高談闊論，他們抛出的熱點話題一定程度上引領了輿論導向。

然而，我們看到，這些年，“公知”群體裏出現了許多奇葩的“個體”，他們以“專家”、“教授”、“名人”的身份招搖過市，爆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奇談怪論。

比如，正當美國瘋狂制裁我國的時候，某“公知”卻公開宣稱，“美國是對我國最友好的國家”；

“四大發明”是我國古代創新的智慧成果和科學技術，包括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印刷術。

可是，某個“公知”偏偏“語出驚人”，別出心裁地說，“炒菜、按摩、麻將、針灸，這才是我國的四大發明”；

信口雌黃的“公知”

爲了幫助房地産商“清盤”，有“公知”建議農民去城裏買房。

農民住在城市裏，怎麽下地幹活？

“公知”說：“他可以開著車去鄉下種地嘛”；

說到貧困問題，有一個經濟學家說：“現在誰家沒個50萬、100萬？家庭平均資産300萬很正常，我國沒這麽窮”；

說到年輕人失業問題，有“公知”如此建議：“如果你短期內找不到工作，你可以先去結婚生子”；

說到適婚男女比例失調問題，上海複旦大學一位教授竟然建議我國實行“一妻多夫制”；

說到年輕人經濟壓力大的問題，某位女經濟學家說：“年輕人就要放棄高薪職業，應該去賺錢少的崗位鍛煉”。

凡此種種，所謂“公知”各種奇葩言論叠出，讓人“大開眼界”又大跌眼鏡。

也許是空調房、辦公室坐久了，“專家”、“教授”、“名人”們的雙腿不再沾染泥土，或許已經“不食人間煙火”，所以就有了一個又一個“何不食肉糜”的言論。

久而久之，奇談怪論背後的利益啃食了他們的良知，“公知”這個稱謂悄然變成了貶義詞，以至于提起“公知”，各種負面情緒就會不由自主地湧上心頭。

還有人猜測，照這樣下去，那些曾經被“衆人群捧”的“公知”早晚會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如此一來，“公知”這個稱謂也將“淪陷”，成爲又一個被糟蹋、被汙名化的稱謂。

事實上，“公知”現象不是現在才有的新鮮事物，早在100多年前，近代中國就“誕生”了一位“鼻祖級公知”人物-胡適。

胡適

電視劇《覺醒年代》裏有一段這樣的情節。

聽到北洋政府決定簽署“二十一條”、把山東割讓給日本的消息，北京大學學生郭心剛悲憤交加，吐血身亡，成爲在“五四運動”中犧牲的頭一個學生。

噩耗傳來，陳仲甫先生痛心地說：“我國之所以這麽窩囊，就是因爲郭心剛這樣的人太少，而胡適之這樣的人太多了”。

與陳仲甫先生相比，“青年導師”胡適卻是另外一副模樣，他不僅反對學生上街抗議、反對侵略者的行爲，甚至抛出“學校應該專心學術”的言論蠱惑他人。

胡適出生于官宦人家，家底厚實，所以，胡適少年時期就有條件追隨名師求學，可以這麽說，胡適人士一開始就贏在了“起跑線”。

1927年後，胡適一邊自稱“政治中立”、“提倡自由”，一邊在國民黨政府裏面當高官、拿高薪，充當蔣介石的“吹鼓手”。

“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胡適居然以“公知”的身份向日本侵略者“建言獻策”：

“日本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那就是停止武力侵略，轉而以征服中國人的心爲主。”

“西安事變”之際，張學良逼蔣抗日的舉動讓大多數人拍案叫好，胡適卻對張學良頗有微詞。

胡適說：“張學良背黨叛國，破壞統一，毀壞了民族的力量，妨害了民族的進步。”

胡適說張學良逼蔣抗日是“背黨叛國”，他自己又是怎麽做的呢？

胡適有過一個“五鬼鬧中華”理論，在他看來，危害中華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汙和擾亂等“五個大仇敵”。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爲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

胡適的意思是：世界上並無所謂帝國主義之類在侵略我國，倒是我們自己該著“貧窮”，“愚昧”等五個鬼，鬧得大家不安甯。

胡適（中）

按照胡適的說法，我國落後貧困，乃至被侵略，怪就怪我們自己。胡適就這樣信口雌黃，公開替侵略者“洗地”。

抗戰時期，胡適當過幾年駐美大使。

事實上，胡適既不懂外交，也不會當官，國民黨政府讓胡適出任駐美大使也是有苦衷的。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是國民黨政府的金字招牌，但是，日本人在那裏磨刀霍霍，胡適卻屢屢高調發表投降言論，由此惹怒了國民黨中的許多人。

想悄悄搞“曲線救國”的人覺得他咋咋唬唬，太高調、太張揚，想救亡圖存的人痛罵他妖言惑衆，是沒有氣節的軟骨頭。

即使“兩頭不討巧”，胡適依然擺出一副“公知”的孤傲和清高，他對耳邊的罵聲充耳不聞，我行我素，絲毫沒有悔改之意。

迫不得已，胡適的好友陳布雷向蔣介石建議，“再這樣下去，胡適之早晚要當漢奸，不如把他派到美國去，這樣的話或許可以免去後患。”

蔣介石覺得陳布雷言之有理，于是大筆一揮，批准胡適出任了駐美大使。

到了美國，胡適確實沒有了給日本說好話的環境，可是，胡適剛一上任就公開聲明自己的“三個不”：

不從事任何宣傳活動、不介入采購武器彈藥事務、不參與尋求貸款和信貸工作。

胡適的話讓國人驚呆了，時值抗戰時期，我國外交工作的重點就是這三件事，結果你一上任就來了“三個不”，你究竟想要幹什麽？

1942年，抗日戰爭進入了特別艱難的階段，胡適這個時候已經不再擔任駐美大使，但是，胡適卻賴在美國沒有回國。

滯留美國期間，胡適繼續拿著不菲的俸祿，卻對我國的抗日大事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專心致志地“做學問、考學位”。

據說，那段時間，胡適一口氣搞到了26個博士學位。

不得不說，胡適是個不折不扣的“學霸”、“考霸”，可是，就在胡適專心致志地爲自己的資曆鍍金的時候，日本人正在我們的國土上燒殺搶掠。

對此，胡適卻有自己的說辭，胡適說，“做學問就是做學問，它能夠給我一種無上的愉快和享受，沒必要都跟救國扯到一起。”

說這句話的時候，胡適完全忘卻了一個前提，在美國，他的吃穿用度、鍍金深造，花費的都是我國老百姓的血汗錢。

我國人民養活了他，供奉著他，他卻在那裏心安理得地追求自己“無上的愉快和享受”，對我國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難視而不見。

胡適與蔣介石

胡適大言不慚，恣意妄爲，連蔣介石都看不下去了，因而在日記裏痛罵胡適是“爲害民族文化之蟊賊、卑劣之政客、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

“公知”的稱謂原本是正面的，至少不是貶義的稱謂。

改革開放之後，人們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通過“公知”，人們知道了很多新鮮的事物，“公知”的地位自然也就水漲船高。

然而，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後，隨著人們獲得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多，“公知”的性質也在悄悄地發生一些變化。

人們漸漸看到了當代“公知”的幾個特點：

首先，“公知”們慣常喜歡鼓吹西方社會的美好，大到社會制度、商業規則、環境保護，小到生活方式乃至空氣、下水道，反正一切都是西方的好。

院士責問“公知”：中國人是不是人？

他們總是以西方爲標准，以西方的口徑對標我國，千方百計找出我國的“不是”；

第二，“公知”往往打著科學、民主的旗號來宣揚西方的價值觀，如果有人提出質疑，他們則會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予以辯白；

第三，“公知”往往擅長制造和炒作“熱點”，通過別有用心的解讀，挑起人們的好奇心，或者挑撥起人們的負面情緒；

第四，“公知”往往戴著有色眼鏡來看我國，用雙重標准來衡量事情的真僞、善惡。

同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我國，“公知”們總能找到抹黑的理由，甚至上綱上線，抹黑我們的國家乃至整個中華民族。

如果事情發生在西方，“公知”們則會選擇視而不見。

第五，一些“公知”以反傳統、求真相爲由，他們過度解讀曆史事件、曆史人物，歪曲、顛覆既有的定論，嚴重擾亂了人們既有的史觀。

爲了滿足一些人的獵奇心理，或者爲了迎合一部分對生活現狀不滿的人們的心理，公知”可以顛倒黑白、信口雌黃。

比如，他們能把課本裏的正面人物“黑成渣”，能把正義的戰爭說成是侵略戰爭，能指責英雄人物的無畏壯舉是“違反常理的謠言”。

我們相信，“公知”中確有三觀正、學術精的真正的“公知”，但是，像胡適之這樣的當代“公知”確實大有人在。

不可否認的是，有一批所謂的“公知”已經抛棄了人類基本的道德良知，無恥地淪落爲商業流量的奴隸。

張召忠：不少公知是漢奸

筆者認爲，這類“公知”走向沒落是曆史發展必然的趨勢。

隨著我國的強大和發展，隨著人們越來越了解世界，隨著輿論環境正本清源，“公知”們編織的謊言、炮制的僞論終將不攻自破。

這類“公知”漸漸會失去市場，直至被人們唾棄、鄙視，“公知”這個稱謂也將成爲又一個被人們討厭、嫌棄的貶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