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這一年是大明崇祯十七年、大順永昌元年，也是大清順治元年。這一年，是大明帝國崇祯皇帝朱由檢執政第17個年頭；這一年，6歲的愛新覺羅.福臨登基成爲大清帝國的最高統治者，當然實際最高統治權掌控在攝政王多爾衮手裏，這一年正月初一，經過17年武裝鬥爭的闖王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並于當月誓師東征，目標直指大明帝國的都城北京。

李自成率領10萬順軍精銳部隊，打出“開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的口號，一路勢如破竹，除在山西境內的甯武關遇到守關的明軍主將周遇吉的抵抗外，幾乎都是兵不血刃就打到了北京城下。李自成狂飙突進的進展，使得崇祯皇帝朱由檢反應措手不及，誰也沒想到李自成的進軍速度會如此之快，當時北京城內名義上有20萬在編明軍，實際員額不到三分之一，且都是沒有經曆過戰鬥的新兵蛋子，哪裏是李自成10萬虎狼之師的對手。結果可想而知，在李自成的大軍進攻和城內內應的配合下，北京城在一天之內就被李自成占領，崇祯皇帝朱由檢爲防止被俘，遂在煤山（今景山）自殺殉國。

關內的巨大變動，給了雄據關外的大清帝國以絕佳機會。其實早在李自成東征的時候，多爾衮就已經密切注視關內動向，並征召了滿蒙漢八旗兵15萬組成戰略機動兵團，隨時准備入關分一杯羹。多爾衮起初的計劃是繞過明軍重點布防的山海關防線，從新歸附的漠南蒙古迂回至明朝北部長城喜峰口、古北口入關，只不過李自成的快速推進和崇祯皇帝朱由檢自殺殉國打亂了多爾衮的計劃。于是，多爾衮只得再次選擇按兵不動，以待進一步的變化。

要說上天確實眷顧滿清，當然李自成也著實是“扶不起的阿鬥”。當時李自成入主北京，明朝的官員和軍隊大多選擇歸順李自成，本來是一手王炸的牌，卻因爲李自成的戰略短視，打成了死局。由于李自成在北京依舊延續“追贓助饷”的老套路，此舉將明朝士紳推到了反對面，而其部將劉宗敏霸占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小妾的行爲更是充分暴露的大順軍的軍紀渙散和領導人目觀短淺的弊端。

當大順軍在北京的所作所爲傳到山海關，吳三桂判定李自成不會長久，于是轉而歸順了滿清，多爾衮喜出望外，將吳三桂封爲平西王，並與吳三桂一起擊破李自成主力，旋即入主中原。此後，清軍用2年時間基本完成了天下的統一。

常言道“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畢竟大明養士三百年，再加上後來多爾衮強制要求漢人“剃發易服”，使得中原內地的人們開始懷念大明，並紛紛開始了武裝反抗。面對內地風起雲湧的反抗運動。由于滿清主體力量的八旗兵兵力單薄，滿清不得不大量啓用明朝降將降兵做平叛主力。如南明降將李成棟麾下10余萬人就爲大清打下了蘇南、浙江、福建、廣東等地，吳三桂更是替大清從山海關殺到雲南。

也正因如此，清軍除了北京附近、河北、山東一帶能夠有效控制，其它地區大部分控制在這些漢人軍閥手裏。此後李成棟在廣東、金聲桓在江西、姜環在山西同時反叛清廷，差一點就顛覆了清廷的統治，是爲“前三藩之亂”。康熙十二年（1673），吳三桂在雲南、尚可喜在廣東、耿精忠在福建再次發動叛亂，是爲“三藩之亂”，最終清軍耗時8年才平定。

一系列的叛亂，讓滿清重新審視其統禦地方的政策，爲強化對地方的直接控制，滿清當局搬出了他的“撒手锏”，即將自己的嫡系部隊八旗兵駐紮在國各個戰略要地，以鎮守其地，是爲駐防八旗，一旦有變可以及時應對，而八旗士兵的特色身份也保證了其對大清的忠誠度，同時也可以起到監視地方綠營兵的作用，防止綠營兵叛亂。

清廷先是在獨石口、張家口、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熱河、密雲等地駐紮15800名八旗兵，以拱衛京師；後又在江甯（南京）、西安、太原、德州、杭州、福州、荊州、開封、伊犁等戰略要地留駐八旗兵，總兵力55000余人。由此形成了長城—運河—長江—東南的八旗駐防體系。此後，直至太平天國（1850年）運動爆發，大清對中原內地的統治穩如磐石。